第十三章20世纪文学（四）
第一节 概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出现了新的格局与新的特点。首先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其次是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及打破；再则是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最后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和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兴起。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英、美、拉丁美洲文学显现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 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现实主义与各种先锋试验文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战后的英国文坛，一种内省的探讨人性恶的现实主义，从威廉・戈尔丁到艾丽斯・默多克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美国战后文学自50至90年代有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1954年，斯坦贝克1962年，贝娄1976年，莫里森1993），他们都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同时，现实主义与美国当代各时期的社会热点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战争文学、犹太文学、黑人文学、南方文学、妇女文学、亚裔文学等文学种类。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对语言、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质疑、批判之后，回归的现实主义已不再是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后现代现实主义”。
后现代现实主义既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注重讲故事和刻画人生的优点，又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实验性的创作方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最能代表这种创作风格的是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
二、 后现代文学与大众艺术的关系。后现代文学努力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艺术之间的鸿沟，其反传统的内容统统采用为社会大众熟悉的通俗文学形式，如神活传统、浪漫故事、侦探惊险、科幻、色情等等。特别是大众媒体的普及，出现了伴着电视、电脑等媒体技术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不仅熟悉大众媒体的一套游戏规则，而且有不少人都曾从事过视听媒体领域的艺术创作。
三、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多元性的关系。从本质意义上说，后现代是对“现代”意义上理性思维的一种反叛。后现代的基本立场是怀疑与批判。不仅是对传统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与理性的怀疑，而且对那种申明为全人类或总体性之类的课题深表疑义。于是对多元文化的诉求就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必然。这种文化多元化在文坛上的表现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和移民文学的地位有所上升。在英国文坛，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2年），将人们的眼光再次吸引到一批移民作家身上，如拉什迪、石黑一雄等。在美国文坛，黑人作家与犹太作家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已得到了相当高的文学位置，他们的声音已构成了美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节英国文学与贝克特
小说
从英国小说创作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根本的改变。许多在战前就成名的作家依然我行我素。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寓言小说《动物庄园》（1945）可以说是战后英国的第一本小说。它是以动物故事写的政治讽喻：“动物庄园”里长期受压迫的动物们终于发动了一场反对主人残酷统治的大革命；革命成功了，旧主人被推翻了，但新主人却很快腐化。《1984年》（1949）是一部比《动物庄园》篇幅更大，影响也更大的政治寓言小说。
从奥威尔开始，50年代前期的小说大体上可称作“新现实主义”小说。形式上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主要写法，内容是内省的，探讨人性恶的种种表现。真正在战后成名的第一位重要作家是金斯莱・艾米斯（1922―），他的第一部小说《幸运的吉姆》（1954）就使他一举成名。主人公吉姆虽是一个大学教师，却毫无所谓中产阶级的嗜好，对中产阶级的要求和社会观念敬而远之；最后离开了大学，到公司干起薪水更高的活儿。由于作者尚未被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秩序所完全接纳，对社会一概表示愤怒，再加上政治态度的左倾，不少批评家称之为“愤怒的青年”。
安格斯・威尔逊（1913―1993）也是在50年代成名的。他受批评界注意的第一部小说《盎格鲁�撒克逊态度》(1956)是一部作者站在“全知”的角度，围绕着40年前的一次考古挖掘展开的，人物众多、线索复杂的小说。而《
威廉・戈尔丁（1911―）是战后英国实验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代表作《蝇王》的主题是人性之恶。它以现代儿童寓言的形式讲了人由天真堕落到邪恶，最后酿成大灾难的故事。戈尔丁写这部小说时，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大有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之势。小说故事发生的荒岛远离文明的喧嚣，简直是一片世外桃源。但由于人性恶的因素作祟，孩子们很快由合作走向争吵、他们分裂成两派相互残杀起来。岛上的儿童世界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成人世界的缩影，同时也是对浪漫主义文学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有关儿童概念的颠覆。
戈尔丁的第二部小说《继承者》（1955）比《蝇王》更加远离现实主义。戈尔丁的《平切尔・马丁》（1956）同样写的是人性邪恶。直至1979年他又发表了《黑暗昭昭》。1983年戈尔丁获诺贝尔文学奖。
艾丽丝・默多克（1919―1999）是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1953年以来，发表小说、剧本、诗集、哲学及批评著作近40部。1958年推出的《钟》可能是默多克早期作品中最受人瞩目的一部。《钟》的地点设在一个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圣公会茵伯修道院。这时，宗教社区里出现了一对外来者，艺术史学者保罗及其妻子多拉，这对夫妇是当代知识分子，其价值观同与世隔绝的当地人很不同。在主教来社区主持启用新钟的仪式的前夜，多拉和一个修道院学生把那口沉钟打捞了上来。钟上刻有“我是爱之声”的拉丁文字样。故事的节奏一下子紧张起来。根据传说，这口中世纪古钟是数百年前一个修女与情人在里面做爱时丢失的。这口古钟的象征含义是明显的。它起到了某种恶作剧的作用，使人们不得不面对真实欲望的自我，而不是通常展示给外人看的那个习俗的和社会的自我。
《砍掉的头》（1961）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注意。这部小说的实验色彩很明显，在主题、情节、人物和意象的使用上均很“朦胧”，却它却有近乎通俗小说的可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六个主要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婚姻和性爱关系，以及小说明快而紧凑的故事节奏。对一个年过60的人来说，爱情无疑使主人公布拉德利焕发了新生命。这就是被众多人物写了“序”、“跋”和“附录”的《黑王子》。小说写出了，他人也死了，因此不妨说布拉德利用生命换来了艺术；对他来说，生命与艺术是等同的。布拉德利以他那一大把年纪，竟然有朱丽安、克丽丝汀、蕾切尔、普丽西拉这四个女人围着他转来转去，为了他爱得死去活来，因此他多少也算得上一个“王子”。然而，他又只能是一个反讽性的“王子”，一个不仅不能带来大团圆的美好结局，反而导致了十分悲惨的后果的“黑王子”。这种安排必然使《黑王子》在价值判断上显得模棱两可。这种模棱两可性是默多克许多重要作品所共有的格局。
约翰・福尔斯（1926―）是60年代典型的实验小说家。60年代初以篇幅较短的小说《收藏家》（1963）在文坛崭露头角。《占星家》（1965）出版后，在评论界引起的反应很复杂。1969年，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问世。从商业和艺术价值两方面来看，这部小说都可以说至为成功。《法国中尉的女人》不仅包含现实主义、实验主义和非小说成分，而且的确写出了小说家犹豫不决的窘态。它巨大的销量以及被好莱坞搬上银幕，证明所谓“严肃”小说也能分享一下畅销书的潇洒和风流。这不能不归因于它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然而，它对历史事实、社会调查报告，统计数字、马克思和马修・阿诺德的论述，以及对哈代和丁尼生诗句的随意自如的引用，又使它沾上了浓厚的“实验小说”甚或“非小说”气息。《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集小说叙事、社会历史、文学典故、文学理论以及其他手段于一体的混和文类的小说。但这部作品最新颖、最有价值之处，还在于它以传统加各种实验手段所传达的独特的社会和历史信息。
《法国中尉的女人》故事的主线是所谓“法国中尉的女人”萨拉・伍德拉芙对查尔斯的引诱及其后果。开始时萨拉住在莱姆镇上，受雇于虔诚的普尔特尼太太，给她作伴。此前，镇民中谣传她与一个受了伤的法国中尉关系暧昧，她因此丢掉了家庭教师的工作。读者看到她被莱姆镇镇民轻蔑鄙视，被普尔特尼太太羞辱欺负。萨拉既然被虔诚的莱姆镇排斥，自然而然把贵族出身却思想开明的自由主义者查尔斯当作倾诉对象，告诉查尔斯她已失身于那个法国中尉。但是，当查尔斯在爱克斯特那家旅馆与她做爱时，发现萨拉仍然是个处女。这就是说，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的问题上，萨拉欺骗了查尔斯，欺骗了整个莱姆镇。读者看到的萨拉是个大大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萨拉看上去有很大的自主性。她的自主性仿佛使她参与了作者对她的创造，按照故事的第一个结尾，查尔斯承担了他与她的关系的一切后果，亦即否定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道德，用人道主义情操来解决“堕落”女人的问题。但在更具权威性的第二个结尾，萨拉却是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独立女性，与查尔斯分道扬镳。因此，可以把萨拉视为一个动态变化中的类型，视为在历史变迁中被宏大社会力量造就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甚至把她看作动态变化中的一种社会力量。若采用这种阐释，她才获得了一种超经验、非逻辑，却更为真实的存在样式。
多丽丝・莱辛（1919―）出生在伊朗，莱辛在罗德西亚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1949年回英国定居。1950年，就以《青草在歌唱》一举成名。她的代表作是《金色的笔记》（1962），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和感受自然进入了《金色的笔记》。这部小说的故事主线是女作家安娜・弗里曼・沃尔夫的生命历程。她写了一篇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名为《自由的妇女》。这一情节并不是小说一开章便交待清楚了的，而是随着故事及其结构的展开才为读者所知。这一主线故事又与安娜写下的四部《笔记》的内容穿插交切在一起。所谓《金色的笔记》，其实是她所记的其他四个方面内容的笔记在形式上的最终交汇。一个是“黑色笔记”，是关于她在非洲的生活记录；一个是“红色笔记”，讲的是她的政治经历，即她由最初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到逐渐失望，最后感到幻灭而退出共产党的过程；一个是“黄色笔记”，讲的是她试图写一个关于她自己的小说，却没有成功；最后是“蓝色笔记”，是她心理崩溃、文学信念和生活实践的崩溃，以及相应的心理分析和治疗的记录。四部笔记描写了安娜生活中的各个不同的侧面。这些故事频频相互交叉、彼此呼应，对现实的真实性或虚构性、小说的真实性或虚构性、作家的自我欺骗性以及文学的谎言本质作了探讨。
马丁・艾米斯（1949―）是金斯莱・艾米斯的儿子，父亲当时被视为典型的“新现实主义者”，而他却以其技巧的新颖被当代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称为“新生的福楼拜”，“再世的乔伊斯”。在艾米斯第一部重要小说《钱：自杀者的绝命书》（1984）中，性是最重要的基调，甚至比在从前的作品中更突出，但金钱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作为一种最主要的颓废因素，从来没有受到像这部小说那样猛烈的抨击。《钱》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形形色色人物良心的泯灭全都与60年代有直接的关系，对钱的疯狂崇拜以及用金钱来满足疯狂欲望的做法恰恰就是道德沦丧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道德的衰落导致了金钱的全面胜利。
《伦敦原野》（1989）是马丁・艾米斯80年代的另一部重要小说。除十分庞大的篇幅以外，这部作品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是它的黑色幽默了。
80年代英国文坛上的另一个实验先锋是彼得・艾克罗伊德（1949―），第一部小说是《伦敦大火》（1982）。书名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它讲述17世纪伦敦发生的大火灾，其实作品与那场大火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时，艾克罗伊德准备写一部新的狄更斯传记。他顺势将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1855）加以挪用，使它以“互文性”的形式贯穿在《伦敦大火》之中，像鬼魂一样出没在这部以现代生活为背景的新型小说里。其结果是，过去与现在之间出现了若隐若现的重合，若即若离的联系。因此，有关狄更斯的传记材料十分自然地大量进入《伦敦大火》，使之几乎可称为一部“狄更斯评注”。从这部小说开始，艾克罗伊德创作了多部以伦敦为背景的哥特式恐怖怪诞小说。
第二部小说是《奥斯卡・王尔德最后的遗言》（1983）。他从王尔德的视角写下了一部有关后者在巴黎的最后日子的故事。不用说，这又是把文学传记材料加以改头换面，制作出一部新型实验小说来。由于艾克罗伊德的手法比较老练，再加题材本身对于文学评论家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部作品为艾克罗伊德赢得索默塞特・毛姆奖。第三部小说《霍克斯莫尔》（1985）为艾克罗伊德赢得的奖就更多了，这部小说一直被评论界视为作者最成功、最重要的作品。从故事形式来看，这部小说十分新颖，它有两条故事线索，二者之间在时间上相差200多年。从主题来看，则几乎没有哪个人能讲清楚它究竟说的是什么了。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它得奖，而且很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主题的模糊性才受到如此青睐。主人公尼可拉斯・代尔的原型是英国18世纪建筑师尼可拉斯・霍克斯莫尔。小说两条主线，一条设在17和18世纪，另一条设在20世纪。在前一条线索中，故事是从代尔的视角讲述的。代尔为了使他设计的那些新古典风格的教堂能够最后顺利地完成，允诺在修建过程中用人作牺牲填入地基作为祭奠。为此目的，他谋杀了一些流浪汉，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们的尸体填入地基。在后一条线，历史人物尼可拉斯・霍克斯莫尔的名字被赋予20世纪伦敦的一个侦探，该侦探负责调查发生在代尔设计修建的几座教堂周围和里面的一系列杀人案。这样的结构要求作者能用两种非常不同的文体来交替写作，即18世纪英语文体和当代英语文体。艾克罗伊德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少数民族话语和移民经验在20世纪末的英国文坛也值得一提。英籍印度作家沙尔曼・拉什迪（1947―）出生于印度，但自幼接受的是英式教育。虽然他于1981年出版的《子夜出生的孩子》为他赢得了布克文学奖，但拉什迪在西方拥有相当高的声誉更多的不是由于他的文学作品，而是因躲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象征性圣令而获取的。英国籍日本作家石黑一雄（1954―）自80年代以来声誉日上。他的第一部小说《苍白的丘陵》（1982）一鸣惊人。第二部小说《浮世中的艺术家》（1986）又获奖。他和出生于印度特立尼达的维・苏・奈保尔（1932―）以及拉什迪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
戏剧
在这个远有莎士比亚，近有萧伯纳传统的国度里，战后戏剧又一次形成了一个高峰，不仅出现了贝克特、品特等一系列著名的戏剧家及作品，更重要的是，战后的英国舞台早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哈罗德・品特（1930―）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品特出身于伦敦东区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上中学时，他就是学校剧团的活跃分子，1948年考上英国皇家戏剧学院表演系，第一个剧本《房间》（1957）给品特带来了声誉。品特除了创作了20多部舞台剧外，还有20部电视剧和广播剧，另外还有10个电影脚本。品特并不是传统的剧作家，他在剧中刻意营造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感，那就是生活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威胁。独幕剧《升降机》（1959）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两个被雇来的杀手呆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中，百无聊赖，只能以闲聊天、斗嘴度日，而最后得到的密令则是其中的一个杀手必须杀死另一个。品特著名的作品还有《看房者》（1960）、《归家》（1965）、《虚无乡》（1975）等。
爱德华・邦德（1934―）是战后以来英国最有争议的剧作家，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己的身世缄口不谈，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不时地出现对暴力的详尽的展现。
汤姆・斯托帕特（1937―）与前面几位剧作家不同的是，其剧作以喜剧为主，除了舞台剧外，斯托帕特还创作了一系列广播剧、电视剧、电影脚本、翻译和改编了欧洲一些剧作家的作品。正是这些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作品使斯托帕特在国际戏剧界赢得了盛誉。
诗歌
与小说、戏剧相比，英国诗坛在战后的七八年间凋敝冷落。奥登于大战前夕离开英国后一直长住美国。迪伦・托马斯又不幸于1953年在美国猝死。老一辈诗人中除了燕卜荪忙于教学，留在英格兰外，大多数都住在国外或是苏格兰。一直到50年代中期，情况才产生变化，诗坛出现了风格不同的两组青年诗人：运动派与小组派。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一批年青诗人坚持每周聚会一次，相互切磋诗艺，主要的诗人有麦克贝尔、彼得・波特、泰德・休斯等。这批诗人对“运动派”是不赞赏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各人风格也不相同，但他们比“运动派”激越。小组派诗人的部分诗作汇集在露西�史密斯的诗集《小组诗人诗集》（1963）中。这一派的代表者是泰德・休斯（1930―1998），他以诗集《雨中鹰》（1957）一举成名，此后出版了10余部诗集，如《木神》（1967）、《乌鸦》（1970）、《四季歌》（1976）、《河流》（1983）。1984年12月，休斯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以继承5月逝世的约翰・贝杰曼（1906―1984）。
西默斯・西尼（1939―）是北爱尔兰诗人，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根深深扎在北爱尔兰的文化传统上。但是，他又是在英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贝克特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出生于都柏林附近的一个新教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1927年毕业于都柏林著名的三一学院，这里是曾经培养和熏陶了诸如詹姆斯・乔伊斯和约翰.M.辛格等名作家的一所大学。1928年，由于法语成绩突出，贝克特被派到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1932年，贝克特开始专业写作，1937年，定居巴黎。
贝克特的第一部作品《婊子镜》（1930）是一部带16个脚注的98行诗歌。二战前夕，发表了长篇小说《莫非》（1938）。二战中，贝克特创作了第二部长篇《瓦特》（1953）。二战后，贝克特完成了三部曲：《莫洛伊》、《马隆之死》和《无名者》，并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出版。
贝克特自认为自己在小说方面比在戏剧创作上更有建树，他的剧本只是在小说创作的素材枯竭时的“副产品”。然而事实是自《等待戈多》于
《等待戈多》在上演之前曾遭到巴黎不少剧院经理的拒绝，理由都是缺乏戏剧性。从传统戏剧的角度来看，《等待戈多》没有多少情节可言。场景是一幅静态的画面：黄昏，一条郊外小路，一棵光秃的树下，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神秘人物。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做些摘帽脱靴等动作，其间走过一对主仆，主人用鞭子抽打着奴仆。他们走后，一个自称是戈多使者的男孩过来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来了，但明天准来。两个流浪汉嘴上说着，却仍然坐在树下不动。到了第二幕，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戈多依然没有出现，只是两个流浪汉互换了台词。一主一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双双变残：一聋一哑。
剧中主要人物戈多始终没有在舞台上露面，评论界对戈多有不同的理解。其实，该剧的主题不是戈多，而是等待。在贝克特看来，等待是我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一生中，人们总是在期待着什么，而戈多则代表着期待中的一个人、一个事件、一个物品，甚至死亡。而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才明显地意识到生命的流逝。两个流浪汉的名字其实只是符号：“爱斯特拉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欧共体的姓，“弗拉季米尔”是东欧人的代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人类都在等待中挣扎着。“戈多明天就要来了”不仅是剧中两个流浪汉精神的寄托，其实也是人类生存的理由。当然，等待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就像生活对于谁都不轻松一样。在等待中，两个流浪汉痛苦难挨，不知该如何打发那永恒的虚无和时间。于此，他们发现了人类的孤独、无聊，更可怕的是正如弗拉季米尔所说的：“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人也没来，什么人也没走，这真可怕。”
《等待戈多》的两幕结构以及两幕收场时都以“戈多明天一定会来”为结尾，都是等待这个主题在形式上的体现。第二幕基本上是第一幕的重复。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一直在无聊对话和可笑的动作中等待“戈多”的到来，这种永恒的等待在谢幕后还要继续下去。虽然剧本的基调是低沉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悲观，作者还是给了我们一丝超越人类生存荒诞的希望。首先，在等待中，两个流浪汉找到了打发时间的各种办法：讲粗话笑话、骂架、分析、回忆等等，于是，空虚得到填充，生命得到充实。其次，在等待中，两个流浪汉认识到，尽管他们像别人一样死去，但在死亡之前，他们可以“冷静地谈话，因为我们不能保持沉默”。确实，人类不能像虫子那样活着与死去，他们要发出一点儿声响，哪怕“如树叶”、“如沙粒”。这也表明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对人生的另一种思考。
第三节美国文学与海勒
小说
美国文坛在二战后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创作。一批在战前既已成名的作家老树常青，不断有新作问世，如罗・佩・沃伦（1905―1989）于1946年出版了政治寓言小说《国王的全部人马》并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福克纳于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给战后文坛带来新鲜气息的却是一批从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约翰・契弗（1912―1982）在1945年4月至1946年5月发表六个系列短篇《小镇风格的房子》，讲述了一群复员老兵和配偶在纽约拥挤的房子里生活的情形。契弗主要以短篇小说著称，一生创作了190余篇短篇，1978年出版的《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收入60多篇，赢得了当年普利策小说类文学奖。
诺曼・梅勒（1923―）二战期间曾在太平洋战区服役，萌生了创作一部“真正的美国二战小说”的想法，1946年退役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裸者与死者》（1948），小说使梅勒一举成名，今天，该书是美国大学当代文学课程的必读书之一，被誉为是美国战争文学的一块里程碑。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美国出版的关于二战的小说不下百部。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从正面表现美军官兵在战争中的艰苦卓绝，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官兵之间的友情。而梅勒的作品则十分冷静地提醒人们注意美军内部的种种问题，小说不仅描写了战争的艰苦和残酷，而且反映了军中官兵的对立，高级将领的野蛮和愚蠢的战略错误。正如题目所暗示，梅勒关心的是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裸者和死者”们。“裸者”一词应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它一方面代表小说中无助，任人摆布的普通士兵；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内心深处深藏着的非人性因素的暴露。梅勒对于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冷酷无情、凶猛残忍的担忧，表达了作者比同辈具有更强的对美国局势的洞察力。当代美国作家中，梅勒是获奖最多、体裁最多样的作家之一。他本人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担任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他对美国国内重大政策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对写作风格的创新、对各种人物的塑造和深刻剖析，以及对当今美国社会的批判和讽刺，使他成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重要的作品还有《一场美国梦》（1965），《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69），《硬汉不跳舞》（1986），《妓女魂》（1991）等。
另有两位著名的二战战争小说的作者是赫尔曼・沃克（1915―）和詹姆斯・琼斯（1921―1977）。沃克和琼斯于1951年同年发表了《凯恩号兵变》和《从这里到永恒》。前者写“凯恩号”舰长刚愎自用却又怯懦不决最终遭到下级的反抗，导致兵变的故事。但到了故事的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点出舰长虽是个不称职的指挥官，但他毕竟是军队权威的代表，真正的恶人是一个表面不动声色，实际却阴险狡猾的小人凯弗。该小说为作者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沃克在70年代继续发表关于二战的长篇《战争风云》（1971）与《战争与回忆》（1978），两部小说规模宏大，人物众多，充满了美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在内容上则与《裸者与死者》相似，以战争小说的形式表现了美军内部暴虐冷酷、摧残人性的现实。从更深的社会意义上看，这两部作品也影射了美国社会日益专制和扼杀人性、践踏人格的倾向。沃克在60―70年代仍有战争小说发表。
拉尔夫・艾里森（1914―1994）从二战战场归来之后潜心创作七年，于1952年出版当代美国黑人小说的经典之作《看不见的人》，小说以不同于以往的黑人小说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黑人主人公既不同于赖特的《土生子》（1940）中比格的暴力形象，也不同于传统小说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主人公逆来顺受的形象，而是一个会思考、善推理的青年。50年代崭露头角的黑人作家还有詹姆士・鲍德温（1924―1987）。
5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颓废青年的文化抗议活动，它也影响到了文学，形成了战后美国文坛上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即“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青年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与美国社会业已形成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背道而驰。他们将“优雅”的文学变成了“嚎叫”，以颓废、堕落、犯罪、流浪来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行为规范相抗衡。在思想倾向上深受欧洲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东方古代僧人的独立不羁也成了“垮掉的一代”模仿的对象。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的小说《在路上》（1957）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品，书中描写了几个“垮掉”男女漫游美国各州，他们放弃家庭、婚姻；不屑于固定的职业，一路放浪形骸的生活。书中第一次提出“垮掉”这个名词。同年，诺曼・梅勒出版《白色黑人》，是一篇美国存在主义的宣言，是“垮掉的一代”的理论纲领。书中梅勒号召美国青年放弃自满自足的美国生活方式，要敢于起来做不顺从者，即做没有奋斗目标的叛逆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梅勒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口号，给“垮掉”的运动以极大的推动。
50年代末在美国成名的俄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是美国黑色幽默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他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之家，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1919年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在柏林娶妻生子。1937年移居巴黎，1940年在纳粹军队进入法国前再次逃亡，辗转到了美国。他先后在斯坦福和康奈尔大学讲授俄国文学与欧洲小说。1958年移居瑞士。纳博科夫先后用俄英两种语言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在文学作品中打破传统的创作与思维模式，大量运用语言的多义与歧义、结构的重叠，滑稽模仿等手段来表现小说的虚构性和游戏特征。纳博科夫从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从1941年到他去世，共创作发表了7部英语小说，其中只有3部是在美国写成的，即《左侧的勋带》（1947）、《洛丽塔》（1955）和《普宁》（1957），其中《洛丽塔》不仅使作者得到了丰厚的稿酬，无需再靠教书谋生，而且使作者成了美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该作也成了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该作由于描写了一位中年男子与12岁少女的畸恋而遭到四家美国出版社的拒绝后辗转巴黎，由一家专营色情书刊的公司出版。直到1958年美国南普公司才出版该书，且立即刮起了一场“洛丽塔旋风”，作品上市第四天就加印了三次，同时对作者以及作品的指责也随之而来。但随着对《洛丽塔》研究的加深，60年代末已被誉为是自《尤利西斯》以来最富暗示、最富实验和最游戏性的英语小说。
索尔・贝娄（1915―）在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集14部，其中有《洪堡的礼物》，《奥吉・玛历险记》（1953）、《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197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贝娄一再反对评论家将他界定为“犹太作家”，认为这会妨碍对他作品的全面了解，但从作品中，不难看出犹太传统的影响。《赫索格》被公认为是贝娄的代表作，主人公赫索格与作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约翰・厄普代克（1937―）以“兔子四部曲”享誉文坛，从1960年的《兔子，跑吧》开始，每隔10年推出一部：《兔子归来》（1970）、《兔子富了》（1981）、《兔子死了》（1990）。中心人物，绰号兔子的哈利・阿姆斯特朗从26岁到55岁的人生历程，折射出40年来美国社会的变迁。在《兔子，跑吧》中哈利才26岁，经历了与妻子的几次分手出逃，在《兔子归来》中哈利已当了一名工人，对生活的单调已麻木了，不再出逃，10年后，《兔子富了》，哈利继承了岳父的职位，代销日本汽车，在“石油危机”中发了横财。《兔子死了》中55岁的哈利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看到一群孩子在打球，他要求孩子们让他投几个，结果在投球时，心脏病发作猝死。就此，厄普代克为兔子的一生拉上了帷幕。
60―70年代，出现了一批用阴郁的幽默、荒诞的手法来讽刺现实的小说。1965年作家弗里德曼编辑了一个选本，收集了海勒、品钦、巴思等12位作家的作品片断，将书定名为《黑色幽默》。同年，尼克伯克发表文评《致命一蜇的幽默》，也把这类作家的作品称为“黑色幽默”，这批作家，虽然没有结社，没有宣言，但从此被认为是“黑色幽默”派。他们的共同点是：思想上深受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都关注现实，对现实的荒诞有一种深沉的悲愤；但却以一种调侃、玩世不恭的语调来叙述现实的可怖，从而产生一种特别的喜剧效果，是以喜剧形式上演的悲剧。主人公多是性情怪僻的“反英雄”，情节中故意充满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作者有意突出作品中的矛盾，以作为小说寓意的基础。约瑟夫・海勒是黑色幽默的作表作家，小库尔特・冯尼格特（1922―）、托马斯・品钦（1937―）、约翰・巴思（1930―）等也是黑色幽默的经典作家。
冯尼格特二战期间在保吉战役中当了俘虏，被关押在文化历史名城，德国的不设防城市德累斯顿，在德军已成败局的情况下，
托马斯・品钦虽然没有参加过二战的经历，但在50年代也曾在美国海军中服役两年。他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V》（1963）引起了美国文坛广泛的注目。但品钦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谢绝来访，1973年《万有引力之虹》获国家图书奖时，他不出席颁奖晚会，两年后谢绝了豪威尔斯奖章，但他对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总是苦心经营，到了90年代仍然大放光彩，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拍卖第49批》（1966）、《葡萄园》（1990）和《梅森和狄克逊》（1997）。《万有引力之虹》（1976）是其代表作，该作以接近尾声的二战为背景，但小说不写战争的恐怖与伤害，却充满怪诞的情节：德国V�2火箭对伦敦进行闪电攻击，而每每火箭攻击的地点总是美军上尉斯洛思罗普与他邂逅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地方；这些地点未必都有战略价值，然而这毫不相干的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各国情报机构都对此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斯洛思罗普也被派调查导弹的秘密，发现主持制造导弹的德国军官是个性变态者。通过这种情节，表达了作者这样的思想：支配人类的情欲和人类引以为骄傲的科学技术都只意味着死亡，所以死亡同死亡相感应。书名：《万有引力之虹》既是导弹发射后的轨迹，是死亡的象征；又是洪水过后上帝给诺亚的契约，是和平的标志。书名在悲观失望中又蕴含着一丝希望。该作规模宏大，全书中出现的人物多达400余人，各种情节或隐或现。许多离奇的情节、历史事件、国际风云、哲学或自然科学概念等等，在作品中由品钦任意调谴，整部作品是个庞大的象征体系。因此有人将之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提并论。
约翰・巴思的主要创作手段便是通过嘲弄与模仿传统文学已“枯竭的”叙事形式来揭示文学的虚构性。主要作品有《漂流的歌剧》（1956）、《路尽头》（1958）、《山羊小子贾尔斯》（1965）、《客拉迈》（1972获全国图书奖），《书信》（1979），《休假一场罗曼史》（1982）、《某个水手的最后航行》（1991）。代表作是《烟草代理商》（1960），小说嘲弄地模仿美国殖民初期的历史，以揭示这些历史资料本身就是对殖民时期马里兰州“真实”生活的歪曲。书名《烟草代理商》是1708年发表在伦敦报章上的一首诗――真诗，这首诗是当时来到马里兰殖民地的一位名叫库克的人所做。200年多以后，库克进入了巴思以自己的诗名为标题的小说中，他27岁，抱着坚守贞操、追求艺术的理想开始人生旅途。但是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对他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但又没有一样能真正吸引他去做；在过去做过的事中，又没有一件是成功的。一次库克和人打赌，看是否能面对妓女琼的勾引而守身如玉，结果他败下阵来，并发疯地爱上这位妓女，不料琼却向他收费。库克开始创作赞美贞操的诗歌，发现写诗具有无穷的乐趣，而此时，妓女琼由于收费未果而向库克的父亲告状。老库克一怒之下将儿子发配到马里兰去看管那里的烟草种植园。故事线索十分复杂，作品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巧合，故事中的故事、令人困惑的身份等等。该书厚达800多页，出版后虽然只卖了5000来本，但评论界的反应却异常热烈。
黑色幽默是美国60至70年代一种主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颠覆了美国传统战争小说的模式，改变了由琼斯・沃克等创造的战争叙事模式。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仅宣称现实是不能被表现的，而且通过作品全力揭露现实的虚假性与欺骗性，他们认为传统文学典型地反映了现实被虚构的全部过程，所以他们以传统文学为对象，用文字游戏、戏谑式的模仿来解构文学虚构现实的过程。这方面典型的有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和加德纳的《格兰代尔》。
唐纳德・巴塞尔姆不像传统作家那样主要依靠情节发展和人物来表现主题，而是较多地依赖语言本身。他影响最大的小说是《白雪公主》（1987），作者运用美国60年代的语言重新讲述了格林兄弟笔下和迪斯尼动画片中的《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作者关心的是这种语言的性质，以及最终体现的作者意图和作品的主题。主人公白雪公主是一个毫无传统美德的普通黑美人，最擅长的就是写黄色诗歌；丝毫没有童话中主人公的纯洁与美好。那些资产阶级的小矮人们由于主人公的魅力，早已意乱情迷，不能专心于他们各自平庸的日常工作。负有最后的拯救使命的王子一次次误会了主人公的暗示，自己吃掉了毒苹果，赢得了主人公送给他的绰号“纯粹一个青蛙”。通过这个荒谬可笑的故事，作者试图向读者传达：人类寻求意义的行为是徒劳的、无意义的，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某个固定、终极的意义。约翰・加德纳（1933―1982）的《格兰代尔》（1971）则从妖怪的角度重新讲述了一遍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从而颠覆了《贝奥武甫》所建立起来的关于英雄与妖怪的正统说法。
80―9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开始在美国文学界产生了影响，许多相当激进的先锋作家也纷纷表示，他们的作品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这就促使作家们重新审视传统小说的创作方法，产生了一种经过后现代主义批判之后的现实主义，即“后现代现实主义”。它既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注重情节与人物的优点，又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实验性的创作方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而且这些作家不再曲高和寡，他们走出书斋，参与生活，重新赢回了广大读者，这无疑给美国当代文学注入了一份活力。最早率先实验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是一批美国少数民族作家。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1931―）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与前辈黑人作家不同的是，莫里森的作品很少正面描写黑人与白人的冲突，甚至很少白人人物出现。莫里森关心的是黑人社会中的种种关系，包括家庭关系、男女关系、女性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莫里森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挣扎在黑人的信仰和白人的价值标准，传统黑人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并努力寻求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从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1969）年开始，莫里森就开始探索白人的价值标准是如何侵蚀了黑人的信仰的，黑人女孩皮拉克就认为自己的一切不幸源于她没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那样的蓝眼睛。《秀拉》（1973）是作者的第二部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品开始在现实主义的叙述框架中加入了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技巧。1993年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
美籍亚裔作家，特别是华裔作家的创作作为美国少数民族的创作在当代美国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艾米・谭（1952―）的父母都移民自中国。1988年她因《喜福会》的出版而成美国文学界的一颗新星，该书从中国人的独特视角细腻而传神地刻画了四对中国母亲和她们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之间的关系。小说不仅从母或女的单方角度出发来写，而是从母与女对立的视角来阐释她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艾米・谭从小经历了父亲、兄长死亡和身为亚裔的烦恼，但是通过写作她找到治疗自己心灵创伤的方法：认清自己身上中国人的特质，懂得了如何去看文化、种族的差异，从而消除亚裔的自卑心理，坦然地面对美国社会与文化。
马克辛・冯・金斯顿（汤婷婷）（1940―）出生于加州史塔克顿一个经营洗衣店的中国移民家庭，而这个家庭与早期中国移民家庭一样，住在唐人街里。她是这个家庭的长女，她很快就感受到了作为女孩在这个家庭以及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作品《女战士》关注的是美籍华人女性的身份确定，《中国佬》则将其父辈艰难的创业移民经历与李汝珍《镜花缘》中唐敖被虏进女人国被迫当一回女人的经历重叠在一起，完成了对以她父亲为代表的美籍华人男性的身份确认。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与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并行不悖的是另一种新的后现代文学现象：先锋派俗文艺。先锋派俗文艺继承了后现代文学中的反叛、激进、创新和颠覆的精神，同时又以大众文化的各种形式为创作土壤与对象。先锋派俗文艺家有唐・德里罗（1936―）等。
诗歌
战后美国的诗歌风格各异，除了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并没有主旨鲜明的流派。50―60年代的总体特征是打破一切现有秩序，摈弃一切价值。“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家是这种情绪的代表，他们的叛逆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目标，只朦胧地渴求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思维方式。艾伦・金斯堡（1926―1997）的《嚎叫及其他诗》（1956）一经发表，就被视为是“垮掉的一代”的宣言。诗集的中心之作是《嚎叫》，共分三节和一个“注脚”。第一节由一系列包括金斯堡在内的“垮掉的一代”的青年人的生活拼贴，金斯堡哀叹他们虽是“一代人的精英”，却“被一种疯狂毁灭”。第二节是诗人吸毒后处于麻醉状态下的创作，诗人借《圣经》中的凶神莫洛克来比喻美国社会中的种种邪恶。第三节是对被关在精神病院内的好友所罗门以及他的母亲表达的爱意与同情。在“注脚”中，诗人以一阵疯狂的嚎叫，重申了英国18世纪诗人布莱克的泛神论思想。《嚎叫》诗中每一诗行均有25至30多个音节，构成了一个很长的诗行或“思想气群”，每个“气群”必须一口气朗诵完毕，中间不能有停顿。自由奔放、一泻千里。这种诗歌技巧既有创新，又继承了古老的游吟传唱，以及布莱克、惠特曼等人的诗歌传统。
戏剧
二战结束至50年代末，美国剧坛迎来了一个繁荣期，不仅出现了善于描写被扭曲灵魂的田纳西・威廉斯，也出现了敢于反映社会现实的阿瑟・米勒。60年代以后，美国一批年轻有为的导演、演员搞起了非商业性的非百老汇剧院，使得60年代以后许多实验性的、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剧作得以推出。非百老汇不仅上演了爱德华・阿尔比的荒诞派剧目，还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剧作家，萨姆・谢泼德（1943―）和兰福德・威尔逊（1937―）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早期创作的实验性与成熟之后的向传统回归。谢泼德的剧目《埋葬了的孩子》被认为是剧作者最好的作品。剧中通过一个貌似美满的美国家庭，其实正在极力否认一个事实：私生子，但最后还是被挖掘出来了。而这个私生子正是美国人企图掩盖的不光彩的历史和罪恶：蓄奴制，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越战等等。剧本最后试图说明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的振兴有赖于它正视事实的能力。
70―80年代美国剧坛又涌现了一批新人，主要的代表者有戴维・马麦特（1947―）等，马麦特在剧本中表现了他对英语语言的极端敏感，《芝加哥两性关系的堕落》（1974）讲述一对正常谈恋爱的情人如何在各自朋友的劝说下分了手。在《美国野牛》（1971）中，三个人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才使自己显得智慧，才能活下去。
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被称为是二战结束时期出现的最优秀的剧作家。威廉斯的戏剧主题通常涉及色情、暴力和美国南方的独特传统。《玻璃动物园》（1945）是威廉斯第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戏剧。
阿瑟・米勒（1915―）的创作受易卜生的影响，关心社会问题，代表作是《推销员之死》（1949）。
爱德华・阿尔比（1928―）则是美国60年代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
海勒
约瑟夫・海勒（1923―）出身于一个俄国移民家庭，父亲在小海勒5岁时死于手术事故，由于家境贫寒，海勒中学毕业后先是当一名邮差，二战爆发时应征入伍，当了一名轰炸机上的投弹手，并被派往欧洲战场，先后执行过60余次飞行任务。战后，海勒先后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同时尝试进行文学创作。他最初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其中《雪堡》（1949）一篇曾被选入当年最佳短篇小说集。1955年，海勒以《第18条军规》为题，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章。后因莱昆・尤比锡《Mila18》的发表而将自己的小说更名为《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年《第二十二条军规》正式出版发行，并使海勒一举成名。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以二战期间驻扎在皮亚诺扎岛上的一支美军飞行大队为背景和题材来写的。主人公尤索林由于厌恶战争要求复员回国，但是第22条军规的存在使他无论如何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第22条军规规定，空军军官如果完成规定的飞行次数就可以回国；同时第22条军规还规定，即使你飞满规定的次数，如果上司命令你继续飞行，你必须执行，否则就是违抗军规。第22条军规规定，一切精神失常的人都可以不完成规定的飞行次数，立即遣送回国；但它同时规定，一切停止飞行的申请都必须由本人提出，如果你能够提出停飞的申请，即证明你并没有疯，你还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第22条军规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使参战者无法摆脱，直到战争结束或本人死亡。事实上，第22条军规象征的是一种统治世界的荒谬和疯狂。海勒本人曾多次表示，《第二十二条军规》真正关注的是当代人的生活。他指出：在战争的非常时期作为军队的准则尚可理解，但把军队这一套搬到和平时期则不仅会产生荒谬的场面，还会导致悲剧的产生。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黑色幽默的典范之作，把悲剧性的东西置于一种近乎喜剧的氛围之中，把本该愤怒的事件用一种冷漠平静的语调来叙述；以一种极不协调的声音和情景来反衬社会以及人类存在本身的荒谬。《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这样来描写一个“全身雪白”的伤兵的：这个士兵从头到脚都用石膏和绷带裹着，……双臂双腿都被紧缚在吊索的一头吊了起来，同肩部和臀部保持垂直，吊索上的另一头则系上铅砣。……在他胳膊肘儿内侧的绷带上面，两边都缝着一个装有拉链的口子，通过这个口子，清澈的液体从一个洁净的瓶里输入他的身体。从腹股沟敷石膏的地方，另外伸出一根固定的锌制的管子，接上一根细长的橡皮软管，他的肾脏排泄就是通过这个管子一滴不漏地流入放在地板上的一只洁净的封口的瓶内。等地上的瓶子满了，从胳膊肘那儿输入液体的瓶子也空了，这两只瓶子很快地互换一下位置，使瓶里的排泄又重新流入他的身体。”
海勒就是这样用似乎无动于衷的语言，像描述―件物品似的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一个已没有人样的重伤员。特别是两个上下互换的瓶子！这种内容与形式的极不协调而产生的怪诞感与紧张感，正是传统的写实手法所不易取得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正是以这种形式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混乱之感，由于它抓住了时代的气息，一直被公认为是当代美国极为重要的一本书。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续集《终止时刻》也于1995年面世。书中68岁的尤索林继续讲他的故事，他还是一个“反英雄”的老形象。
海勒重要的作品还有出版于1974年的《出了事了》，作者试图对美国所谓的成功人士进行心理分析，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人性，只不过是人格化的数据而已。5年后，作者又出版了《像高尔德一样好》（1979），小说描写了一个犹太教授在美国政界的一场南柯梦，表现了水门事件后美国人对政治的失望。80年代后，海勒还发表了《天知道》（1984）、《描述这个》（1988）等。
第四节 拉丁美洲文学与马尔克斯
20世纪50年代以后，拉美文学获得持续的发展，60到70年代文学出现“爆炸”局面，达到历史以来的顶峰，70年代中期出现“爆炸”后的一代。80年代至今新作家和作品也层出不穷。
50年代：先锋派文学的继续和发展
小说
拉美先锋派小说从30年代开始，发展有20年之久。作家从欧洲现代派文学中更多借鉴的是艺术技巧，把笔锋直接对准社会的痈疽，为民众宣泄愤怒和不平。在艺术方面，开始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肯定了潜意识和梦幻是“心理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从而敢于涉足不曾问津的“神奇”领域，冲破了传统小说设置的樊篱。
继续创作先锋派小说的主要作家有：
危地马拉小说家安赫尔・阿斯图利亚斯（1899―1974），他利用自己在欧洲攻读东方语言的机会，悉心研究印第安文化，创作出第一部文学作品《危地马拉的传说》，初露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信息。他发表于1946年的《总统先生》，以现实生活中的独裁者为原型，用虚幻的形象和巧妙的隐喻，深刻剖析和揭露了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的寡头政治。因其创作“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民族气质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为具有拉丁美洲本土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著名作家，重要作品有：《人间王国》（1949）、《消失的足迹》（1953）、《光明世纪》（1962）、《方法的根源》（1974）等。
此外，还有雷翁波尔多・马雷查尔（阿根廷人，1900―1970）的《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埃内斯托・萨瓦托（阿根廷人,1911―）的《地道》（1948）等。
50年代以后，又有重要作家及作品出现。其代表人物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迪（1918―1986），代表作是《佩得罗・帕拉莫》（1955）。这部中篇小说叙述了墨西哥大庄园主佩德罗・帕拉莫专横跋扈、掠夺土地、欺压百姓、奸淫妇女……，最后被他本人的私生子杀死的故事。作者在建构作品时创造了一套奇特的叙事方法：打破时空界线，通过对话、回忆、独白、梦幻等技巧，把过去和现在、人和鬼魂穿插在一起，从而制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进而反映内战和大庄园制度给农民造成的灾难。这部作品进一步推动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诗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诗歌在艺术风格上是先锋派的继续，在题材内容上是日常生活的投影。在此期间，诗人们已不再模仿他们的欧洲同行，也不关心自己属于“主义”，所谓“纯粹”诗歌已被具有社会含义的诗歌所取代。不少诗人采取了玩世不恭和嘲讽现实的态度，另一些诗人则通过支离破碎的诗句来粘接现实生活的画面。就整体而言，先锋派以后的诗歌有三个特征：在结构上是“开放型”的；在语言上兼收并蓄，运用不同时代各种语言，尤其是口语，使诗歌和散文互相渗透，熔为一炉；在题材上以现实为出发点，又掺入大量历史、社会、政治和批评的成分，通过幽默、讽刺和诗歌的概括来反映、揭露和改变现实。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墨西哥诗人，尼卡诺尔・帕拉（1914―），智利当代著名诗人。埃内斯托・卡德尔纳（1925―），尼加拉瓜当代一位传奇诗人等。
60―70年代：“爆炸”文学
20世纪60到70年代初，拉丁美洲民族意识觉醒，拉美文坛出现空前未有的盛况，称之为“爆炸文学”。即：一大批思想内容深刻而生动、艺术技巧复杂而奇特的作品纷纷问世，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并且形成阅读新小说热的现象。但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国新小说流派，即不单单是现代主义的了。相反，拉美新小说家站在“拉美本土意识”的立场上来观察现实生活，把拉美的贫困、愚昧、落后诸种现象，同欧美国家作了对比思考，探索延缓拉美社会发展的原因，认识到这主要在于军事独裁和大庄园制的剥削，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种文学的基础和内容是现实的，而表现的艺术手法则是借鉴外来的文学和继承拉美的传统并举，广泛吸收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方法。这一时期拉美文坛流派众多，主要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新小说”流派、黑色幽默、记录体小说等。其中最能代表此期成果的是魔幻现实主义。他们以艺术的多样化，写出大批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技巧奇特的作品，形成文学空前繁荣的局面，赢得世界文坛的公认。
小说
胡里奥・科塔萨尔（1914―1984）是阿根廷的著名作家，1960年长篇小说《彩票》的问世，是他创作的高峰，在作品中，作者进一步对人生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同年，他以标新立异的“反小说”《踢石戏》闻名于世。他冲破传统束缚，注重心理真实，改变小说结构，创造出一种别开生面的表现形式。
巴尔加斯・略萨（1936―）是当代秘鲁最著名的小说家。继1962年发表成名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之后，又发表了代表作《绿房子》（1965）和《“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1969），《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胡利亚姨妈与作家》（1977），等。创作以结构新颖见长，小说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的杰作。
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在小说中采用各种新技巧来展现墨西哥的社会全景。作品的主题是抨击社会的非正义和不公平，揭露上层贵族、中等阶级以及一些人利用墨西哥革命为自己牟取私利的丑恶面目。使他一举成名、震惊文坛的是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9），《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1962）是他的最优秀的小说。
诗歌
拉美现代诗歌的发展仍是多样化和多方向性的，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和奥克塔维奥・帕斯仍然继续创作。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智利诗人，1962―1973是他一生创作的第四个时期，主要作品有《黑岛纪事》（1964）、《船工号子》（1967）、《孤独的玫瑰》（1972）等。
帕斯在这个阶段的诗作有《白》（1967）、《东山坡》（1969）。
戏剧
这个时期的戏剧艺术没有达到诗歌和小说所达到的水平。尽管如此，在当代拉美也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剧作家。如阿根廷的阿古斯蒂・库萨尼（1924―）著有《中锋在黎明前死去》（1955），奥斯瓦尔多・德拉贡（1929―）写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史诗》（1966），墨西哥的塞莱斯蒂洛・格罗斯蒂萨创作了《格林切》（1958）和《棕色的猫》（1970）等。
70―80年代：爆炸后文学
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军事独裁政权对文化实行高压政策,许多作家受到监禁和流放,大批作家流亡到国外。“爆炸”文学宣告结束。一批文学新人登上舞台，他们继承了“爆炸”的反抗精神，继续以社会生活、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为创作对象，写出了一大批题材丰富、艺术技巧新颖奇特的作品，进一步强化了“爆炸”在西方世界的冲击波。由于他们比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要年轻，因此评论界称他们是“爆炸后的新一代”，称他们的作品为“爆炸后文学”。“新一代”大多数出生在二战前后，他们的成长年代正值拉丁美洲军事政变频仍、独裁专制政权对广大群众实行高压暴政的时期，因此他们的创作更多的表现为对自由、民主的崇尚和对人权、个性解放的追求，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控诉也更为大胆、严厉、彻底。许多作家的创作从“爆炸文学”时期就开始了。
小说
“新一代”大体上可以分两个流派：一派是“语言文字改革派”，他们极力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束缚，追求对语言结构的革新，以嘲笑传统小说概念为乐事，以叛逆者自居。代表人物有：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1933―1990）和奈斯多尔・桑切斯（1935―），墨西哥作家古斯塔沃・萨因斯（1940―），古巴作家塞维罗・萨尔杜伊（1937―1993）。
另外一派则仍然坚持“更敏锐、更深刻地捕捉和反映现实生活”，他们的兴奋点在于：艺术技巧的新颖和奇特，比如，使用魔幻变异的情节、心理分析的手法、夸张调侃和巴洛克式的语言。主要作家有：古巴作家雷纳尔多・阿雷纳斯（1943―1990），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1940―），秘鲁作家阿尔弗莱多・普利塞・埃切尼克（1939―），哥伦比亚作家布里纽・阿勃雷尤・蒙多萨（1932―），厄瓜多尔作家伊万・埃圭斯（1944―），以及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1935―）。
诗歌
古巴作家塞维罗・萨尔杜伊（1937―1993）作为诗人有三部诗集：《奥维尔多塞》（1972）、《乒乓》（1974）和《水果王国》（1991）。
马尔克斯
生平和创作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是哥伦比亚小说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
马尔克斯于
1975年，马尔克斯又发表了用8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穷凶极恶的独裁统治者尼卡诺尔的形象。小说情节荒诞离奇，虚幻与真实融为一体。作者用“多人称独白”的手法叙述，时空倒错，在结构上呈立体形态。1982年，马尔克斯的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出版，同年10月2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这部作品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伦比亚沿海地区人们的生活、社会变化和风俗习惯。小说借用了法国19世纪言情小说的结构方式，在风格上与作者以前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大相径庭。
《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
《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的代表作，它的问世在拉美引起“一场文学地震”。小说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小说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历史变化，以此为核心，反映出100年来哥伦比亚一个小镇的变迁，进而映射出哥伦比亚甚至拉丁美洲从殖民开发到内战频仍，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几百年历史。作者虚构的这个小镇名叫马贡多。它的创业始祖是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和乌苏拉夫妇。二人是近亲结婚，总担心会生出长有猪尾巴的孩子来，于是两人带领一群年轻人去找一块福地――马贡多。这个地方一开始风光秀美，宁静和谐，万物簇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许多人迁居到马贡多，布恩迪亚家族也人丁兴旺，子孙满堂。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外国经济势力也渐渐渗透进来，继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愈演愈烈：布恩迪亚家族由盛而衰，一代不如一代。到第七代应验百年前预言：出了一个猪尾巴的女孩并被蚂蚁吃掉。随后，马贡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孤独和封闭的结果就是毁灭。作品主题鲜明而深刻。
在艺术方面，《百年孤独》借助了西方人熟知的《圣经》结构，叙述的语言时而冷静时而讽刺，时而夸张时而调侃。叙事的时间采用现在、未来和过去交叉循环，螺旋形发展的模式。叙述者是个站在寰宇之上，俯视人间的第三者，从而产生了冷眼旁观的效果。这部作品还大量运用了印第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拉丁美洲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因而很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加上作者善于把现实与现象、写实与夸张、真实与荒诞、象征与寓意、严肃与幽默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一种似真非真、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使得读者感到在接触一种“神奇的现实”。而在这个“现实”中，被社会异化的拉丁美洲人越来越孤独，为此作者在书中极力呼唤爱情和团结，以便打破孤独状态。而这一点恰恰是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感觉。因此《百年孤独》一出世就诱发大批读者的思想共鸣。这个问题一时成为许多评论家的热门话题。
1982年，当得知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时，马尔克斯正在写一部爱情小说。小说的背景是千日战争后期的卡塔赫纳，表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青年到老年曲折的爱情故事，这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小说有两个来源：作者父母的恋爱史；作者在报上读到的一则两个美国老人暗中往来的恋爱报道。故事的巧妙衔接和融合，就产生了这部别开生面的爱情小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少女费尔米娜两人相爱，但因觉得太年轻，因此在20岁时没结婚。过半个世纪后两人历尽周折得以重续昔日的爱情，但仍没有喜结连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老了。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和缓慢的节奏描述了主要人物的爱情及其生活的波折，同时展示了老人心态上的变化和矛盾。作为老人，面对爱情、衰老和彼此的关系，其心理和态度是和年轻时代截然不同的。同时，小说对爱情的描写突破了传统的模式，不只描述一对恋人的故事，而是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和爱情产生的各种结果。并且作者在谱写多声部，多色彩的爱情之歌时，把爱情作为人生的中心和人生的价值选择来表现。当然，仅仅用爱情小说这个概念来概括这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小说还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表现其他的问题，如大男子主义，时代的流行病――霍乱，党派之争等等。在表现手法上，作者采用了19世纪小说广泛运用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在叙述形式上，作品采用的是顺时叙述法；人物性格在作者笔下各有特点，决不雷同。
马尔克斯曾受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继承了拉丁美洲本土文学传统，同时也从阿拉伯东方神话故事中汲取养料，从而形成了他特定的审美心理品格与艺术思维方式。他以“魔幻”的方式来观察生活，把神奇的事物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描写。它的小说世界源于现实，但又以魔幻的手法渲染拉美生活中的神奇性。他常常借助象征、影射、夸张、意象、神话典故等方式描绘人鬼混淆、时空倒错的神秘世界，但又和拉美的现实生活有质的联系。他的小说，往往在扑朔迷离的神秘魔幻的色彩中反映了哥伦比亚和拉美国家在独裁统治下的愚昧、落后和贫困的现实，表现了拉美人民不屈不挠地与各种天灾人祸作斗争的意志与愿望，也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现实处境与未来命运的理性思考。所以，马尔克斯的小说不管怎样充满神秘魔幻的色彩，却都是对本身充满神奇性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他的小说中占主导地位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神秘的看法，既是“魔幻”的，又是真实的，正是马尔克斯的这种创作，把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