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20世纪文学（二）
第一节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概论
20世纪是个波澜起伏、动荡不安的世纪，对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两组重要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当欧美各国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其相互交织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终于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这场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爱好和平的人们意识到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宣布退出战争，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革命的浪潮中拉下了帷幕。当经济危机再次席卷欧美、法西斯势力兴风作浪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争的性质从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逐步演变成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战争催生了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东西方长期“冷战”、相互对峙的局面。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两极格局趋于缓和，80、90年代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新时代。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浩劫，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峙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使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既继承了前辈们广泛、深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传统，同时又吸收现代主义的营养以丰富传统的现实主义。由于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所接受的哲学思想较为复杂，所以他们的创作在思想面貌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除了继续揭露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之外，战争文学或反法西斯文学成为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第二，在表现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开掘。第三，由于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一些现代主义意识。第四，在技巧上力图创新，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更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实力大为削弱，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也随之丧失。这时期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衰落迹象。
萧伯纳（1856―1950）是英国最有代表性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向旧世界进行战斗的“勇敢的战士”。(萧伯纳的创作在有关19世纪英国文学的章节中已有叙述，此处略)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以福塞特家族几代人命运为核心的系列长篇小说，描绘了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实图景。这组系列小说含三个三部曲：《福塞特世家》三部曲包括《有产者》（1906，又译为《有产业的人》）、《进退两难》（1920，又译为《骑虎》）、《出租》（1921）；《现代喜剧》三部曲包括《白猿》（1924）、《银匙》（1926）、《天鹅之歌》（1928）；《一章的结尾》三部曲包括《女侍》（1931）、《开花的荒野》（1932）、《河那边》（1933）。这些作品通过对福塞特家族成员私人生活的描写，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性格特征，而且反映了资本主义英国的共同特征。小裘利安・福塞特曾这样坦白：“当然，我们全都是财产的奴隶，我承认这不过是程度的问题，但是我所谓福塞特却更是财产的奴隶。”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出生在诺丁汉郡一个矿工家庭。父母由于出身、文化教养不同而关系紧张，母亲便将全部的爱都投射到儿子身上，儿子也与母亲异常亲密。这种隐秘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小说描写的是保罗与母亲
毛姆（1874―1965）的成名作是《人生的枷锁》（1915）。作品描绘了主人公菲利普从残疾孤儿到成年人的经历。他同四个女性有过不同程度的爱情关系。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体验，他得出结论：如果要从混乱的生活中找出它的奥秘，那么老实说，生活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发现把他从责任与义务的“人生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其他作品还有《月亮和六便士》（1919）和《刀锋》等。
50年代英国文坛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愤怒的青年”。该派不是一个固定的文学组织，也无统一的文学章程。属于该派的多是出生于二三十年代的中下层作家。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表现出强烈的愤怒与不满，但又找不到社会出路，因而悲观沮丧。其作品所塑造的多是一种“反英雄”的人物。他们的出现，是英国现代主义兴起后，现实主义再度复苏的标志。“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家作品有金斯莱・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1952）、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1956）等。
德语国家文学在19世纪还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到了20世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选择典型事件，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广泛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反法西斯内容和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的两大重要主题。
托马斯・曼（1875―1955）是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创作贯穿着人道主义思想的红线，同时深受叔本华、尼采哲学以及瓦格纳的创作思想的影响。作品主要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败和没落。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是他的成名作，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家庭的没落》。故事发生于1835至1876年间德国的商业城市吕贝克，中心事件是布登勃洛克家族的衰落以及哈根施特罗姆家族的发迹。小说中所描写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代表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从兴盛到衰亡的整个历史。老约翰见过世面，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普鲁士精神。小约翰比父亲更加精明，也更有“勇气”。他坚持“个人的狭隘的幸福”要服从整个家族利益。托马斯既有进取精神，又有圆滑的手腕，但按照祖传的“商业道德”已经行不通了。布登勃洛克家族在他手上由盛而衰。汉诺是布登勃洛克家的末代子孙，他多愁善感，神经脆弱，根本无法应付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与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没落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野心勃勃的暴发户哈根施特罗姆的崛起。他以不择手段、弱肉强食的垄断资产者的形象，战胜了标榜“诚实”的托马斯。围绕着这两个家族的矛盾与竞争，作者还描写了一系列有着不同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的人物，同时还通过婚姻和遗产问题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并没有着重描写重要的政治历史事件，而只是通过对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风土人情。《布登勃洛克一家》结构严谨，详略得当，画面对比强烈，首尾浑然一体。人物形象丰满，心理描写细腻。语言精练，对话生动幽默，具有讽刺性。
托马斯・曼的创作还有长篇小说《魔山》（1924）、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1930）、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等。托马斯・曼在艺术创作上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作品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同时又吸收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其成就使他成为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亨利希・曼（1871―1950）是托马斯・曼的哥哥，也是德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帝国三部曲》包括《臣仆》（1914）、《穷人》（1917）、《首脑》（1925）。其中，《臣仆》是作者最优秀的讽刺长篇小说。主人公赫斯林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忠诚臣仆的形象，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他从一个卑贱的庸人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沙文主义代言人的过程，从而反映了各个集团的利益冲突和阶级矛盾，展示了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整个德意志帝国的风貌。
雷马克（1898―1970）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1929），因其销量巨大，这部战争小说被出版业同行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小说描写了保罗和他的同学们18岁应征入伍，成为战争牺牲品的故事。他们当初怀抱着一腔爱国热情，但走上战场亲眼看到累累的尸体与淋漓的鲜血时，他们不由得不思索为什么双方要发了疯似的彼此残杀。作者以极其真实的笔触，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性，从而反衬了在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幌子下的欺骗宣传的残忍和反人道性。《凯旋门》（1946）是雷马克的另一部重要作品。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27）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传记著作《三大师》（1920）也很有名。
布莱希特（1898―1956）是德国重要的剧作家、理论家。其演剧理论的核心是“间离效果”（又译为“陌生化效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四川好人》（1941）、《伽利略传》（1947）等都是他的重要作品。
冈特・格拉斯（1927―）出生在波罗的海岸边的但泽（今称格但斯克，属波兰）。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由于以但泽作为故事背景，所以合称为“但泽三部曲”，该系列作品成为20世纪德语文学的一座丰碑。“三部曲”的第一部《铁皮鼓》尤其著名，小说以侏儒奥斯卡的回忆写成，通过他的坎坷经历，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法西斯的残暴和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空虚，展示了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和一个畸形时代的历史。小说的民族自省意识、“异化”的人的形象、怪诞的情节、鲜明的讽刺性，构成了格拉斯独特的艺术手法。1999年，格拉斯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第二节法国文学与罗曼・罗兰
一、 概述
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法国源远流长，20世纪仍然出现了不少卓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的创作便是突出的例子。此外，还有法朗士等。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的《苔依丝》（1890）描写的是修士巴甫努斯劝说放荡的女优苔依丝皈依上帝，从而造成了苔依丝的死亡和自己心灵与肉体的无尽折磨。通过这一惨剧，作者得出结论：“上帝，苍天，这一切都等于零。只有尘世的生活和活人的爱情才是真理。”长篇小说《企鹅岛》（1908）是人类社会的寓言。作品通过对企鹅人的描写，演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揭去了“文明”的光环，展示了所谓“文明”的历史就是野蛮与暴力的历史，“每个民族的生活只不过是贫困、罪行和疯狂的交相更替”。他获得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的重要作品有《给麻风病人的吻》（1922）、《爱的荒漠》（1925）、《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蝮蛇结》（1932）等。他善于从宗教角度审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揭示普通人身上的不洁情感。其作品多描写固守旧习惯、逐步走向毁灭的灵魂。他的创作富于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宗教色彩。他获得了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
亨利・巴比塞（1873―1935）的长篇小说《火线――一个步兵班的日记》（1916）表现了强烈的反战倾向。马丁・杜伽尔（1881―1958）的《蒂博一家》（1922―1940）总共八卷，是名副其实的“长河小说”。
二、 罗曼・罗兰
生平与创作
罗曼・罗兰（1866―1944）出生于法国中部克拉姆西小镇的一个中产者家庭。由于家庭的熏陶，他很小就喜欢音乐，敬佩贝多芬。全家移居巴黎后，他读完中学，后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此期间，由于他所崇拜的列夫・托尔斯泰对艺术进行了谴责，对贝多芬、莎士比亚进行了批评，他感到茫然。于是，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托尔斯泰在回信中阐述了他泛爱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出文学艺术的动机，应该是为了爱全人类，而不是为了爱事业本身。托尔斯泰的观点对罗兰的思想影响很大，他“慈父般的帮助”令罗兰终身难忘。
1889年8月，罗兰毕业后顺利通过中学教师就业考试。11月前往设在意大利罗马的法国考古学校研究历史。在此期间，他结识了70多岁的玛尔维达・冯・梅森柏女士，她是歌德的后裔，德国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具有极深的学识与修养。她的智慧与见解给青年罗兰以很大的启发和鼓励，罗兰后来在回忆录中称她为“第二个母亲”。1895年，罗兰获得艺术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褒奖。之后，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课程。
罗兰以戏剧创作踏上文学之路，由于痛恨小市民的庸俗猥琐，他在“信仰悲剧”中塑造出“火一样炽热”的理想人物以重新激发起国民的信仰和英雄主义。“信仰悲剧”包括《圣路易》（1897）、《阿埃尔》（1898）、《时间总会到来》（1903）三部。他还发表戏剧的论文，汇成《人民戏剧》出版。罗兰把戏剧看作是“群众的战斗武器”，认为艺术不应脱离当代的社会问题。在对人民戏剧研究的基础上，他创作了“革命戏剧”，包括《群狼》（1898）、《理性的胜利》（1899）、《丹东》（1899）、《七月十四日》（1901）、《爱与死的搏斗》（1924）、《罗伯斯庇尔》（1939）等八个剧本，均以法国大革命作为背景。
由于舞台条件的限制，这些戏剧并未获得预期的反响。为了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在伟大人物身上寻找精神力量，罗兰撰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甘地传》（1923、1926）。《贝多芬传》使罗曼・罗兰一举成名。罗兰在贝多芬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20世纪人类的追求与梦想。在他心目中，他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并非干巴巴的死者传记，而是在与现代人进行活生生的精神交流。作者颂扬了贝多芬“从痛苦走向欢乐”的精神力量，米开朗琪罗为坚持信仰而受苦受难的坚强意志，托尔斯泰以造福人类为己任的崇高品德。
从1904到1912年，罗曼・罗兰创作出长达10卷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主义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之心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法国的托尔斯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长篇政论《超乎混战之上》（1914，1915），谴责民族沙文主义，主张人道、和平，呼吁以精神力量遏制战争势力。其反战言论使他成为狂热的“爱国者”攻击的目标，“卖国贼”、“德国特务”、“奸细”等罪名连同大量的恐吓信无端飞来，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罗兰在孤独中仍然宣称，尽管德法两个民族在战场上交战，他要继续赞美歌德、贝多芬。他自觉地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人是属于人类的。我是人。我在寻找人类的祖国……”(《战时日记》)。他将诺贝尔奖奖金全部捐赠给了援助战争难民的民间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战争结束后，罗兰回到法国，在巴黎《人道报》上发表《精神独立宣言》（1919），号召知识界精神独立于统治势力，以预防可能的新的战争。这期间，他发表了反战小说《皮埃尔和吕丝》(1920)、《格莱昂波》（1920）。接着，他与巴比塞合作组织“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并被选为名誉主席。1932年8月，在荷兰召开的全世界各党派反战大会上，罗兰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第二年，他在《欧罗巴》期刊上发表论文《反对殖民帝国主义》。当德国纳粹政府赠予他“歌德奖章”时，他断然拒绝，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罗兰的高风亮节与和平进步的立场，使他成为知识界的精神领袖，“欧罗巴的良心”。
由于害怕社会主义制度妨碍个人的“精神独立”，罗兰曾拒绝了列宁向他发出的访问苏联的邀请，但当法西斯势力猖獗、彻底的“精神独立”实不可能的时候，罗兰便于1931年发表著名论文《与过去告别》，承认过去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政治党派的混战”的错误，指出他过去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不现实性，这些人并不具有“坚强的性格、公民的勇气、大无畏的思想”，“这些人侈谈真理，用来装点门面”，对“这些人”的失望使罗兰明确了站到苏联一边的立场。在《我为谁写作》（1933）中，罗兰再次宣称：“我和人民在一起，和为人类长河开辟道路的阶级在一起，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以及他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一起。”
高尔基十分赞成罗兰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敬仰罗兰具有坚定的信念。1935年6月至7月，罗兰应高尔基之邀，访问苏联。其所见所感，都反映在《莫斯科日记》中。在罗兰的心目中，苏联是反法西斯的强大堡垒，是世界人民的未来。他热爱这种新生力量。但他同时以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敏感，看到这个新政权的种种已见端倪的隐患和不祥之兆：一大批干部被无辜整肃，言论自由、通信自由没有保障，出现无产阶级贵族，树典型、浮夸风严重，个人崇拜盛行，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且过分集中，等等。为了不给反苏势力提供口实，他遗嘱该日记“50年内不得发表”。1989年，这部《莫斯科日记》出版了俄译本。1995年，出版了中译本。
1921―1933年，罗兰创作了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又名《母与子》），共分四部：《安乃德和西尔薇》（1921）、《夏天》（1924）、《母与子》（1926）、《女预言者》（1933）。作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绘了安乃德、玛克、阿西娅等人物形象。小说不仅探索了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而且是20世纪文坛上首批反法西斯的作品之一。
“我是一个囚犯”，这种感觉伴随了罗曼・罗兰的一生，而为了理想与自由，他一生都在与“囚禁”他的东西进行抗争。他以他的光辉榜样，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尊严与高贵，激励我们为了和平、自由与幸福而奋斗。
《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试图“把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于‘英雄’人物的力量”，他酝酿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由来已久。1890年，罗兰在古罗马游历，他发出了“我必须创作，否则不如一死”的誓言。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谈到一种类似“神示”的“霞尼古勒启示”：“在罗马郊外的小山上，我仰观满天彩霞，俯瞰夕阳照耀的罗马城，心中突然大为震动。一霎时，我仿佛瞥见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从地平线上涌现，站着涌现出来，额头先出土。接着是眼光，克利斯朵夫的眼睛。身体的其余部分，慢慢地、从容不迫地、年长日久地，都涌现出来了。”“在霞尼古勒山上的一瞬间我就是那样一个创造者。后来，我用了20年功夫，把这一切表达出来。”
这部小说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遭到巴黎舆论界的抵制。这首先是由于作者超越了民族意识，歌颂了一个德国艺术家。其次是作者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巴黎文艺界。但小说所描写的一切却深深地打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直接接触到那些生活在文学之外的孤寂的灵魂和真诚的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尽管罗兰自己并未拿到稿费，他却欣慰地说：“这是我真正的报酬。”
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共有4部，分为10卷，作品主要描写了一个艺术家的一生。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音乐世家中。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胸怀大志。祖父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呈报宫廷让约翰开了专场音乐会，演出获得成功，大公爵夸这个６岁孩子是“再世莫扎特”。11岁时，约翰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以此收入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后来他升任第一小提琴手。当接连几次爱情的打击使他变得逐渐消沉时，舅舅要他振作精神，埋头音乐创作。克利斯朵夫对德国古典音乐大师的做作提出了批评，同时得罪了乐队指挥、演奏家、歌唱家乃至观众。他来到法国巴黎，结识了青年诗人奥里维。经过几年的努力，约翰的《大卫》在法德两国的演出均获成功。不久，约翰和奥里维参加五一节游行，奥里维为救一个孩子而死，他也不得不逃往瑞士。在那里，他偶遇已丧夫的葛拉齐亚，两人虽不能结合，但却心心相印。晚年的克利斯朵夫成为欧洲的知名人物，临终之际，他对上帝自语：“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的怀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新的战斗而再生！”
罗兰在开始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是按照贝多芬的形象来塑造他的主人公的。逐渐地，罗兰在克利斯朵夫身上融进了莫扎特、亨德尔、瓦格纳、沃尔夫等等大音乐家的音容笑貌。同时，他将自己的全部激情也熔铸其中。罗兰自称，他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对着镜子来个自画像”。
作品展示了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的整个人生历程，表现了他对腐朽势力和黑暗社会进行强烈反抗的英雄主义精神。克利斯朵夫成为20世纪西方社会一个充满奋斗精神和追求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从小就有倔强的平民性格，长大后这种精神得到延伸。他热爱自由、忠于艺术，当德国社会庸俗习气蔓延的时候，他绝不人云亦云。他敢于抨击被奉为经典的音乐大师和时下的媚俗音乐。对于人人仰视的公爵，他也敢大声顶撞：“我不是你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巴黎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天堂，这里气氛“愈来愈窒闷，艺术在堕落，厚颜无耻和道德沦丧的风气腐蚀着政治生活”，这里充斥着“文艺的市集，智力的卖淫和腐化的精神”。对此，他不是顺从迁就，而是起而反抗。他嘲弄那些浅薄的观众，指责那些所谓的艺术“权威”。这个“抗争的灵魂”孤独一人与整个社会作战。一切阻碍都不能阻挡住他，相反，却激发了他的斗志。阻力成就了他，奋斗成为他生命和快乐的源泉。作者将他塑造成一个生来就要攀登世界高峰、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人物。
克利斯朵夫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心的普通人”。他富于人道主义情怀，对于社会问题深表关注，罗赛一家自杀的实例令他对广大人民的贫困充满同情。他追求真挚的友谊和美好的爱情，与安多纳德、葛拉齐亚和奥里维的关系坦率而诚恳。他致力于为人类造福的事业，主张用爱与艺术沟通人类、改造人的灵魂，减少社会的悲剧，实现人类友爱和谐的理想境界。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克利斯朵夫的人生历程像大河般曲曲弯弯。他有过怀疑、动摇、失望、迷乱、过失、谬误，但他对理想的追求是终贞不渝的。“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克利斯朵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通过他的经历，作品探索了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内在本质问题。人应该超越民族与职业局限，寻找自己精神的上帝，为完美的生活而奋斗，使自己臻于至善。所以，作者让晚年的克利斯朵夫进入“清明高远的境界”，达到完满的和谐统一。克利斯朵夫的生命也在读者身上不断延续。罗兰曾说，“我想把自己的生命多少阐明些，我想把它的意义解释给别人和我自己。”因此，《约翰・克利斯朵夫》成为一部展示人类精神历险的史诗性作品。
克利斯朵夫的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他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作品借他的遭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呼声，全景勾勒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这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浩瀚深邃的长篇巨著，牢固地奠定了罗曼・罗兰在20世纪世界文坛的地位，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遗嘱”。
《约翰・克利斯朵夫》以高度音乐化的手法谱写出了一部反抗黑暗、个人奋斗的英雄交响曲。全书处处回荡着音乐的旋律，序曲、主旋律、变奏与协奏、长调短调、尾声等应有尽有，罗兰自己称这部作品为“音乐小说”。大河般的结构形式、生动的心理刻画、优美的自然景物描写、深刻的议论与广泛的象征性，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特点。
第三节美国文学与德莱塞、海明威
一、 概述
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列强实力大伤，而美国则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看到了战争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及其带给人类的精神创伤，看到了表面经济繁荣后面隐含着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从而创作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把美国文学推上了一个高峰。在20世纪的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美国文学占据了突出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迷惘的一代”作家。这些作家包括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斯泰因等，他们对于那段时间渗透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物质至上主义深感失望，以至于纷纷离家出走到欧洲去。称其为“迷惘的一代”作家，并非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和宗旨，只因共同的艺术才思和敏感性。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对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洞察使他获得了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
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是“迷惘的一代”的另一位重要作家，其作品主要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年轻一代对“美国梦”的追逐以及所抱幻想的破灭。他的代表作是《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小说以青年尼克・卡罗威的第一人称形式叙述。他住在长岛的西卵，与富有的杰伊・盖茨比为邻。盖茨比常常举办豪华宴会，其真正目的是吸引昔日的情人黛西前来光顾。当他与黛西重温旧情后，黛西却不愿改变现在的生活。威尔逊太太被黛西失手撞死，黛西的丈夫嫁祸于盖茨比。盖茨比承担了罪责，被威尔逊杀死。盖茨比的葬礼异常冷清，黛西既没发唁电，也没送鲜花，只有尼克在办完丧事后坐在海岸边回忆着盖茨比的梦想。盖茨比既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浮士德式的人物，又是一个天真幼稚、缺乏现实感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而在一个“他们都是一群混蛋”的现实社会中，他的理想只能造成精力与才智的浪费。作品通过盖茨比的形象展示了“美国梦”的破灭，以及理想主义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被击败的必然性和悲剧性。菲茨杰拉德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人间天堂》（1920）、《夜色温柔》（1934）等。
德莱塞是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的作品以善于描写中西部小镇陋习“乡村毒菌”而著称。作有《大街》（1920）等。《巴比特》（1922）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以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市侩的典型形象。这个人物被描写的惟妙惟肖，以至于“巴比特”已经成为“庸俗”的同义词而进入美国的现代语言。刘易斯“由于他充沛有力而且深刻动人的小说叙述艺术，以及机智幽默、不断创新的才能”荣获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作家。
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是三四十年代美国重要的小说家。其作品一般以下层人民为描写对象，代表作有《人鼠之间》（1937）、《愤怒的葡萄》（1939）等。《愤怒的葡萄》反映了垄断资本对广大农业工人的压榨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心和敏锐的洞察力，被称作是美国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部史诗作品。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以青少年的独特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丑恶。其成名作和代表作是《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主人公是16岁的少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他还未成年就已体会到了社会的种种黑暗。拉皮条者伙同妓女向他敲诈，体面的中年人男扮女装，成年的男男女女们寻欢作乐，对他最好的英
二、 德莱塞
生平与创作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20世纪前半期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亦被称作自然主义作家。
1892年德莱塞受聘为记者和编辑，走访了芝加哥、纽约、圣路易斯等城市，这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了解到“金元帝国”社会的方方面面。1899年他转向小说创作，翌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1900)。年轻姑娘嘉莉最初相信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能够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但现实粉碎了她的“美国式梦想”。她逐渐明白，在美国光靠诚实是找不到出路的，只有出卖灵魂，才能得到金钱和地位。于是，嘉莉先是和一个推销员同居，后又作了酒店经理的情妇。一个偶然的机会，嘉莉成了名演员，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梦想实现了，但“她感到孤独……不幸福。她已经懂得了……在她目前的生活里没有幸福。”嘉莉最终的名利双收，使美国的读者愤激不已。因为这超出了他们的“期待视野”，他们已经习惯了堕落的妇女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结局。因而他塑造出嘉莉这样一个反传统形象，意在揭示出社会表象后的真实。
出版《嘉莉妹妹》的商人读了清样，发现此书“有伤风化”，便将所印的1000本书的大部分封存，直到1907年才在美国正式出版。作者深受打击，后来他又经历了种种坎坷，悲观之际甚至想过自杀。辍笔10年后，他发表了《珍妮姑娘》（1911）。
《珍妮姑娘》描写的也是穷家姑娘沦为情妇的故事。珍妮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为了养家糊口，她和母亲到一家旅店给人洗衣服。住在该旅店的参议员白兰德趁珍妮求他保释自己兄弟之际，诱奸了她。后来她在作女佣时与富家子弟莱斯特相爱，但莱斯特根本没有想过去向一个女仆求婚。多年之后，他抛弃了珍妮而娶了一个富家寡妇。作者塑造了一个纯真善良、富于奉献精神的劳动妇女形象。“她那种天生的性情就是要她来作牺牲的。她不能马上就被世界上叫人如何保重自己以防祸害的那套自私自利的教训所腐化。”珍妮这种柔顺依人的性格既是她的美德，也是她的弱点。两个男人既被她吸引，又无须付出婚姻的代价。珍妮最终成为弃妇的结局，正是劳动妇女的普遍遭遇。作者对珍妮一家人的描写，几乎就是自己家庭的翻版。
《珍妮姑娘》出版不久，德莱塞的另一部以艺术家命运为主题的小说《天才》完成了初稿。1914至1915年间他重写了二稿，于1915年9月出版。但被控告为“伤风败俗”。许多知名作家纷纷出面为他辩护。迫使法院不得不以“证据不足”了结了这场官司。
小说写一个天才画家尤金・威特拉一生的经历。尤金本来是一个正直、诚实、“具有艺术家气息”的青年，但到了繁华的纽约后，他开始逐步堕落。在种种物质享受的诱惑之下，他变得利欲熏心，荒淫无耻，终于丧失了自己的良知和才华，陷入了创作的绝境。《天才》凝聚了德莱塞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小说中的尤金与生活中的德莱塞有着很多相似的经历。尤金的形象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界的一个典型代表，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毒害。
德莱塞作记者时，就非常关注资本家的发家史，收集了不少金融巨头的资料。这使他日后创作出了长篇巨著《欲望三部曲》，包括三部长篇小说《金融家》（1912），《巨人》（1914）和《斯多噶》（逝世后于1947年出版，又译为《禁欲者》）。三部曲的背景发生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其中心人物是金融巨头柯帕乌。《金融家》主要描写柯帕乌从银行职员的儿子成为百万富翁的经历。柯帕乌自幼聪颖，雄心勃勃。南北战争时，他抓住机会做成票据经纪业务。后又追求富商新寡珊波尔太太，几年后便腰缠万贯。然而他欲壑难填，不但大做股票和运输业投机生意，而且与费城三巨头之一巴特勒的女儿艾琳私奔同居。在1871年芝加哥大火灾所引起的美国经济恐慌中，他盗用市库公款的丑行也暴露出来。三巨头为了保护自己，并且在议会选举中拉更多的选票，将柯帕乌抛出做替死鬼。他出狱后又做成几笔大生意，再度成为百万富翁。《巨人》写柯帕乌在芝加哥成为垄断资本家、金融巨头的经历，着重描写70至90年代他在芝加哥建立铁路垄断企业的活动。当他开始涉足芝加哥市内铁路时，不过控制了六七百万元的资产，通过不断的钻营、筹划，10年内其资产翻了10倍。为了登上亿万富翁的宝座，他想方设法地要把经营铁路的7年有效期延长为50年，为此，他与对手展开了无情的较量。双方都使尽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拉拢收买政界、法律界、舆论界的人物。最终，柯帕乌的50年的特许状未获通过，这个巨人败下阵来。《斯多噶》写柯帕乌19世纪末20世纪初输出资本到伦敦建筑地铁的活动。他以纽约为基地，成功地投资了伦敦地铁。正当他事业发达之时，其肾脏病突然发作，最终孤孤单单地死于路上。之后，他的财产或被拍卖，或被瓜分。他的情妇贝丽妮西到印度学习瑜珈，从中寻求精神寄托。
《欲望三部曲》的开篇极为有名，它描写的是龙虾和墨鱼的相斗，这象征性地拉开了竞争社会弱肉强食的斗争序幕。龙虾吃掉墨鱼的描写，使柯帕乌得出“生活就是如此”的结论。他后来之所以成为金融界“巨人”，正是抱定了“一切都靠吃掉对方才能生存”的信念。柯帕乌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他最大的特点是对财富、权力、情欲的贪得无厌。追求欲望的满足是作者之所以取名为《欲望三部曲》的原因所在。柯帕乌的一生，时间上横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空间上横跨美洲、欧洲，作者生动地勾勒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个历史风貌。皇皇巨著显示出他处理各种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因而，《欲望三部曲》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编年史。
俄国十月革命给德莱塞以很大鼓舞，使他看到了人类前途的“朦胧的希望”，其世界观和创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1925）的发表，标志着德莱塞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得新的成就。
1927年11月，作者应邀去前苏联访问，次年出版《德莱塞看苏联》（1928）。1929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妇女群像》，其中的《艾尼达》塑造了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形象。30年代初，在政论集《悲剧的美国》（1931）中，他大胆地分析和抨击了美国寡头政治造成的种种危害，赞扬社会主义思想。第二次大战中他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1945年7月，写作《我的生活的逻辑》。1945年8月加入美国共产党，同年12月28日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好莱坞病逝。长篇小说《堡垒》（1946）是他去世后由他的妻子整理出版的。
《美国的悲剧》
《美国的悲剧》是德莱塞的代表作，也是使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作品。德莱塞认为：“我们不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我们所关心的一切，就是发财和握有大权。”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式梦想”。这是许许多多涌入城市的农民和远渡重洋而来的移民所孜孜以求的。《美国的悲剧》描写的正是对“美国梦”的追求以及“美国梦”的幻灭。小说最初命名为《海市蜃楼》，后来改为《美国的悲剧》。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穷牧师的儿子克莱德・格里菲斯。他原本是一个天真幼稚的青年，由于受到外部世界腐蚀，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崇拜金钱，追求情欲、玩世不恭的人。后来他与富商伯父萨缪尔・格里菲斯邂逅，萨缪尔雇用他当了工头。他与本厂女工罗伯塔有了私情，并使她怀孕。结识了
主人公克莱德属于德莱塞所说的“欲望强烈，但是资质可怜”的那一类人。他从小就反对父母的宗教狂热，当上大饭店的侍应生后，亲眼见识了外界的富有和豪华。这使他心旌飘摇、眼花缭乱。“从这时起，他的世界观就完全变样了。”在他看来，人生在世就是追求金钱和美女，而其他一切全不重要。姐姐生孩子需要钱时，他只用五元钱就冷酷地把母亲打发走了。赚钱与享乐的欲望恶性膨胀以后，他逐渐变得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他先是因为经受不住情欲的诱惑，而与女工发生关系，后又盼望着
由于克莱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青年，既没有超人的才智，也没有显赫的门第，既非德行高尚，又非十恶不赦，所以，他成为美国青年一代的典型。福斯特悼念德莱塞时说“德莱塞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迷惘的一个杰出的先驱者”。小说的发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时的美国功利主义盛行，青年人普遍认为，有了金钱便能拥有一切。克莱德的悲剧，揭露了金钱至上的生活方式对人的腐蚀毒害作用，昭示了利己主义恶性膨胀的严重后果，表明了悲剧的祸首就是美国的社会制度。作者认为：“这本书整个讲来是对社会制度的一个控诉，……小说之所以得到成功，并非因为‘它是悲剧’，而正因为它是美国的悲剧。”正因为这部作品的典型性，许多美国青年感到切肤之痛，有人甚至对号入坐，投书作者说“克莱德就是我”。
《美国的悲剧》发表以前，许多的通俗作品中充斥着勤劳即可致富，奋斗就会发财或者与富人联姻就会功成名就的俗套故事。但德莱塞根据当记者时所获得的材料，看清了那一切仅仅是小说家的杜撰。然而，大众的心理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宁可相信虚伪的幻觉，而不相信真实的东西。所以德莱塞给人们的梦想泼了一瓢冷水。姑且不说克莱德牵涉到命案难免一死，就是他没有官司也很难平步青云。桑德拉是否肯死心塌地地跟他尚是问号，其家长的反对更是确定无疑。凭她家的势力除掉克莱德远比克莱德除掉罗伯塔容易的多。因此，克莱德的“美国梦”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路易斯评价说：“德莱塞常常得不到人们的赏识，有时还遭人嫉恨，但跟任何别的美国作家相比，他总是独辟蹊径，勇往直前。”
德莱塞坚持“真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的创作原则，以天才的洞察力，戳穿了美国社会斯文、正派的表面，将人物形象和社会背景写得真实可感。
作者一方面揭露了美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命定论和虚无主义思想。小说描写了克莱德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的怀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任凭命运将他的人生小船上下颠簸。就连罗伯塔的死亡也是出于偶然性。他一推她，船歪了，他想帮她站稳，但船却翻了。蓄谋已久的谋杀并非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假借于命运获得了成功。作者似乎表明了个人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
《美国的悲剧》继承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传统，描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将写实主义的描写与幻觉、潜意识、梦境联系起来，使作品既具有时代特色，又体现出人性深度。
三、 海明威
生平与创作
海明威（1899―1961）生于伊利诺斯州橡树园小镇。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同时是一位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六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其早年生活的经历，以及从中所获得的自我感觉，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使他对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繁文缛节的文化持本能的反感态度。中学毕业后曾在《堪萨斯星报》工作，报馆要求记者写文章时语言简洁，尽量使用短句。海明威日后干净利落的文笔，不能说与这种训练毫无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了美国红十字战地医院服务团。先是在法兰西短期服役，然后自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在那里，他严重受伤，身上共中了237片弹片。危急关头，他还背着一个比他伤势更重的意大利人，冒着重机枪的扫射，赶到急救站。因为他的英勇行为，意大利政府颁发他一枚银十字章。在恢复健康这段时间，他潜心地写作。1921年，他携妻子重返巴黎，结识了美国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诗人庞德等。在为《多伦多市星报》写专栏文章的同时，他发表了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1923）。接着，短篇故事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1925）使26岁的海明威初获成功。
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他在这部技巧与主题都堪称一次革命的作品中，集中运用了他已经把握了的各种文学模式。”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由于在战争中受伤而丧失了性机能，战后他成为一家报社驻欧记者。为了排遣空虚，他经常出入于舞厅与酒宴。一天，他与战时就结识的英国女护士勃莱特相遇，二人倾心相爱。但由于缺乏性爱的基础，杰克不得不将自己深爱的女人推向别的男人。痛苦绝望的杰克因此而不断地诅咒战争。杰克的身边还有一批这样的青年，他们由于战争的创伤而丧失了信仰，在无可奈何中自我放纵、及时行乐。小说的扉页上写着斯泰因的题词：“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作品还描写了另一个美国人罗伯特・科恩。他在勃莱特对他冷淡、转而迷恋一个年轻的斗牛士时，由于自尊心受挫而变得有失风度，表现出明显的狂妄自大、自我中心主义。在这里作者似乎提出了一个有关失败的问题。他关注于失败远胜于关注成功。人生的真相是人迟早都要失败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与杰克、科恩等人迷惘、颓丧、悲观、厌倦不同的是，斗牛士佩德罗在从事斗牛活动的过程中，灵魂得到了净化。当科恩因嫉妒而多次将他击倒时，他总是不屈不挠地站了起来，最后给对手以决定性的一拳。佩德罗身上具有明显的不甘沉沦的男子汉气概，他给那些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受到打击的人提供了路标。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太阳照样升起”。
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问世。这是海明威的第一部获利之作，初版80000本，四个月内销售一空。小说原书名为A Farewell to Arms，既可译为“永别了，武器”，也可译为“永别了，怀抱”，表示出战争与恋爱的双重主题。所以，有的中译本译为《战地春梦》。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意大利前线作为背景。男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是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青年，他怀着保卫世界民主的热情来到异国前线，结识了英国女护士凯瑟琳，两颗年轻的心在战地相爱了。在一次撤退行动中，亨利被误认为是“德军间谍”而遭逮捕，在等待处决时他逃了出来。经过一番曲折，他找到凯瑟琳，二人一起来到中立国瑞士。在度过了一段远离战争厮杀的温馨时光之后，凯瑟琳却因难产而永远地离开了亨利，剩下亨利一人孤零零地从雨中走回旅馆。
在作者的笔下，战争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最凶残、指挥最糟糕的屠杀”，参战的上下官兵无不盼望结束战争，重过和平生活，“什么神圣，光荣和牺牲，我一听到这些空洞的词语就感到害臊”，的确，那些空洞的政治宣传后面隐含的是无数的尸体与鲜血。在战场的腥风血雨中，美好的爱情便越发显得珍贵了。情感的甜蜜与战争的残暴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美好不可能长久地存留于天地间，生活不会给人以圆满的结局。“如果有人带着这么多的勇气来到世界，世界为了要打碎他们，必然加以杀害，到末了也自然就把他们杀死了。世界要打碎每一个人，于是有许多人在打碎过的地方变得坚强起来。但是世界对于打碎不了的人就加以杀害。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如果你不属于以上这三种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也不特别着急要你的命。”凯瑟琳去了，亨利像海明威的其他主人公那样，逃不脱属于他的悲剧命运。凯瑟琳不是死于别的，而是死于难产，这暗示了生与死的合而为一。海明威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战争的悲剧与人生本身的悲剧，表现了战时与战后的那种虚无主义情绪。因而《永别了，武器》成为“迷惘的一代”的又一部代表作。
海明威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永别了，武器》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他精确地叙事，决不附加任何华丽的词藻，语言简练而传神。如写鲜血滴落在担架下面的男主人公身上：“血滴得很慢，像太阳下山后冰柱上滴下来的水。”又如写春天打了胜仗，秋天则进展不大：“军队也在攻夺那座山，然而不甚得手，秋雨来时栗子树树叶凋零，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成黑色。”海明威对创作精益求精，《永别了，武器》的结局他修改了39次之多。“海明威对自己写的文字，总是大刀阔斧，一再删改，叙事形式力求精炼准确。”传统式的结尾总是要把该交待的都交待清楚，而海明威最终做出了抡起板斧、去掉枝蔓、只留主干的选择。“我赶走了她们，关上门，灭了灯，但这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一尊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病房，离开医院，雨中走回旅馆。”作者不再交待一些次要情节，只写主人公机械刻板的动作，将万千话语、将悲痛欲绝的心情都浓缩于其中。之后，全书戛然而止。据说海明威有这样一个习惯――写作时站着并且用一只脚支撑，他本人自称这样可使作品简洁。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出版了《午后之死》（1932）、《赢家一无所得》（1933）、《非洲青山》（1935）等作品。1936年，他发表了《乞力马扎罗的雪》，这是海明威自己认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小说写诗人哈里在非洲荒野上因疾病而等待死神降临之际的思维意识。作者运用了内心独白、幻觉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主人公苦闷复杂的心理历程。这是海明威的一篇意识流作品。第二年，海明威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的和无的》，作品揭示了社会对人的腐蚀性及个人主义人生哲学的破产。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海明威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斥责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恶霸与流氓的谎言”，断言“一个不愿意说谎行骗的作家是决不能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生活和工作的”，内战促使他日后创作了一些反法西斯文学。1937年，海明威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的身份去西班牙报道战事。第二年，他发表了剧本《第五纵队》（1938）。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古巴，在哈瓦那郊区创作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1940）写美国青年罗伯特・乔丹自愿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为了支持主力部队，他接受了极其危险的炸桥任务。游击队里有个孤女玛丽亚，她的父母被法西斯分子枪杀，她自己也惨遭蹂躏。乔丹与她一见钟情，两心相悦。但任务在肩，他们只能把儿女情长放置于次要地位。后来发生了一连串意外情况，有人动摇了。但几番曲折都不能动摇乔丹炸桥的决心。最后他终于炸毁了大桥，但自己也受了伤，跌断了腿。他掩护大家撤离，独自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主人公乔丹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把完成炸桥任务既看成是一项事业，“那是一种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同时也是对自身价值的体现和确认，“我为了自己的信念已经战斗一年了，如果我们能在这儿打赢，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一定能取得胜利。”即使死亡来临，他也毫不悲哀迷惘，而是充满了正义必胜的信念和找到自我、实现自我的乐观精神。“他用勃勃的生命丈量了从天堂到地狱、从地狱到天堂的路程，热烈而不动声色地恭候着死神。”他的身上已经摆脱了海明威前期作品中人物的迷惘情绪，而走上了寻求生命意义的新征程。乔丹与玛丽亚之间的真情也堪为一曲爱情绝唱。生死关头，为了让玛丽亚安全撤离，他说：“要是你走了，那么也就是我跟你走了，这样也就等于我走了。”也许乔丹将会死去，但他的爱、他的精神将伴随玛丽亚而去。在死亡的洗礼面前，他们的爱情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乔丹的形象也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丧钟为谁而鸣》的书名借用了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词句：“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地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这表现出海明威自觉地将每个个体与人类整体联系起来，关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的责任感与宏观意识。
1941年，海明威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之行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也是中美文化交往史的一个重要事件。接着，海明威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这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一年后，“由于他在近作《老人与海》中表现出的精湛的小说艺术，以及他对当代创作风格的影响”而荣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嗣后离开古巴返美定居。
1961年7月，海明威因不愿再忍受病痛的折磨、精神的痛苦和才思的衰竭，把两发子弹装进了猎枪，将枪头塞进嘴巴，自杀身亡。海明威一生奉行的名言是：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所以，他宁肯毁灭自己，也不愿自己被打败，海明威以其自杀行动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决不认输、藐视死亡的“硬汉”精神。其墓碑上这样写着：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生于
海明威去世后发表的遗作有《海流中的岛屿》（1970）和《伊甸园》（1986）等。
《老人与海》
1952年，《生活》以全本杂志的篇幅登出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立刻掀起一轮阅读热潮，创下了48小时售出530万册的纪录。由于杂志并没有同时登出作者的名字，人们普遍感觉神秘莫测。杂志还约请了100位著名人士就这部神秘的作品发表评论，这越发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后来，人们才得知，这是文坛硬汉海明威的一部力作。《老人与海》后被改编成电影。海明威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穿花格衬衫的赌徒，只出现了几秒钟。
《老人与海》的素材来源于海明威所写的一篇通讯《蓝色的海上》（1936）。它报道了一个古巴渔夫出海捕鱼的故事。这个渔夫捕到一条很大的马林鱼，它把小船拖得很远。后来，鲨鱼将马林鱼的肉吃掉了一半多。海明威将这个故事加工提炼，赋予了其丰富的内涵。
小说《老人与海》讲述的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桑提亚哥是个在一条小船上独自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84天，一条鱼也没逮住。开始，有个少年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40天还没捉到一条鱼，少年的父母认为，老人十足地“倒了血霉”，于是孩子不得不听从父母的话，上了别的船。但他还是常常来陪伴老人，帮他拿些渔具。就在第85天，老人终于钓住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但他又不得不与鲨鱼搏斗，等他将鱼拖回来时，马林鱼只剩下一个巨大的骨架。老头疲倦地睡着了，他又梦见非洲的狮子。
整部小说以摄像般的写实手法记录了桑提亚哥老人捕鱼的全过程。小说情节与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麦尔维尔的《白鲸》颇多相似之处。《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在茫茫的大海上固执地追逐那条曾经咬伤他的鲸鱼，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人与大自然拼搏的雄心与活力，《白鲸》堪为一部捕鱼史诗。而《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也同样在海上，单枪匹马地与马林鱼、鲨鱼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作者在大自然的背景下，表达了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孤独与苦难，失败与抗争，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以及面对莫测的自然、悲怆的人生所表现出的一种“重压下的从容”。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失而不败，向死而生，以人的能动性去反抗人生的宿命，这正是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故事中的主人公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典型，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真正的“硬汉”形象。即使在自然与人生的角斗场上遭到不幸，他们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尽管失败了，却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老人与海》反映了海明威本人的思想。桑提亚哥的捕鱼犹如海明威的写作，桑提亚哥的话语正是海明威的话语。桑提亚哥梦见非洲和狮子，暗示了他就是一头狮子。而我们知道海明威本人也被称作一头老狮子。海明威的许多创作都在言说自己，他曾说：“我的一生都写在我的书里了”。在写作《老人与海》时，海明威年已老迈，精神苦闷，创作力衰退，但他顽强地与厄运做斗争，表现出一种悲壮之美。正像桑提亚哥最终捕获了大马林鱼那样，《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在他的艺术之海里捕获的最大的猎物。
由于从事过新闻工作，海明威更强调的是客观真实，而非主观表现。在接受记者的访问时，他谈到：“你根据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根据现存的事情，根据你知道和你不可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你根据这一切进行虚构，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不是表现，而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比实际存在的真实的东西更为真实。”所以，海明威更长于叙事，而较少抒情。因为在他看来，他把用语言编织的画面放在那儿即可，剩下的由读者自己琢磨。矫揉造作的修饰只会失去真实。对于桑提亚哥的虽已老态龙钟但却壮心不已，作者并没有大肆铺陈，而是由人物的行动自然地展示出来。对在黑暗中与鲨鱼搏斗时他的孤独艰难，作者也没有着力渲染，而仅仅是平实地叙述。
《老人与海》鲜明地体现了海明威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品只写了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条大鱼，情节简单到了极点，抽象到了至美至纯。但就在这种单纯中包蕴了复杂的内容。海明威曾说：《老人与海》“本来可以写成1000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但我们读到的作品却是一部不到60页的中篇。他删去了人物的身世经历、村庄的环境背景、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而只写单一的事件――老人出海捕鱼。海明威把自己的创作比做“冰山”，并用“冰山原理”来形象地概括自己的艺术创作风格和技巧。他曾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它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原理去写它。关于显现出来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省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深厚起来。这是并不显现出来的部分。”《老人与海》正是厚积薄发，运用“省略”原则的产物。他省略了冗长、拖沓的情节，他将出场人物降至最低，他将主题深深潜藏起来，他将情感低调处理，他避免形容词的修饰，他运用“电报式的语言”，所有这些，使海明威成为“精明朴实而又志趣高雅的‘能工巧匠’”，（《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第607页。）简短的句子，准确易懂的词汇，明快有力的对话，流畅自然的叙述，朴素简洁的文体，凝练含蓄的意境，耐人寻味的象征手法，恰到好处的内心独白，这一切都表现出一种海明威式的独特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