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0世纪文学（一）
第一节俄罗斯苏联文学概论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随后爆发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一起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抵抗，于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苏联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1991年，苏联解体。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指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民族文学；“苏联文学”，包括1917―1991年间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15个加盟共和国的文学，其中的俄罗斯文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族现代意识觉醒，一批具有现代特色的作品开始出现。俄国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及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先后出现，同变化发展了的现实主义一起，构成一个多种思潮和流派并存发展的文坛新格局。有的文学史研究者把1890至1917年这个文学时代称为“白银时代”。
象征主义者把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尊为精神导师，强调艺术的宗教底蕴，坚信艺术具有改造尘世生活的伟大作用，赋予艺术以“创造生命"、“建设生活"的重要意义，认为“象征"是带有寓意性的形象，并有其无限宽泛的多义性。象征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往往以幻想的彼岸世界反衬现实的黑暗，着重表现孤独、悲愁、厌世的情绪。诗人有德・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康・巴尔蒙特（1867―1942），勃留索夫（1873―1924），费・索洛古勃（1863―1927），亚・勃洛克（1880―1921）等。安・别雷（1880―1934）的长篇小说《彼得堡》（1913―1914）是俄国象征派的代表性成果。
阿克梅派认为最高的“自我价值"在尘世，追求艺术表现的明朗化和清晰度，主张恢复词的原始意义，显示出与象征派艺术观的鲜明对立。尼・古米廖夫（1886―1921）是阿克梅主义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但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和奥・曼德尔什塔姆（1891―1938）两位诗人则是阿克梅派的双璧。
俄国未来主义诗人高举“未来"的旗帜，声称与“过去"和“现在"决裂，抛弃一切文化传统，反对社会对个性的束缚。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主张语言革新，不受传统审美习惯和诗歌形式的束缚，大胆表现现代生活的高速度、强节奏以及人对外界迅速变换的事物的瞬间感受。其中一部分诗人走向极端，任意破坏语言规则，追求诗歌形式的奇、险、怪，有的诗作甚至成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维・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是俄国未来主义诗人的代表。
也有一些作家的创作显示出自然主义倾向，米・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长篇小说《沙宁》（1907）的同名主人公，把对享乐的崇拜视为生活的一种宗教或纲领，把人的全部心愿归结为性欲。整部作品就是由许多有幸或不幸的爱情故事，确切些说，是由一系列满意或不满意的色欲关系编织而成的，其中有不少性关系的细节描写，人物往往被赋予某种动物性特点。
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获得重大进展。以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为代表的老一代现实主义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既丰富了现实主义库藏，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又直接影响了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新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有高尔基以及布宁、库普林、安德列耶夫、魏列萨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等，列・安德列耶夫（1871―1919）是最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红笑》（1905）有富于刺激性的色调，怪诞的形象，大反差的对比，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结合等特点。
1917年十月革命也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划出了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作家队伍发生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约有一半在革命后迁居国外，俄罗斯文学分为两大板块：“国内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主体部分）和“国外俄罗斯文学"（侨民文学）。
从十月革命时期到20年代，国内文学团体林立，各种新口号层出不穷。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17―1932）、“意象派”（1919―1927）、“谢拉皮翁兄弟”（1921―1926）、“左翼艺术阵线”（简称“列夫”，1922―1929）、“山隘派”（1923―1932）、“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5―1932）等，都是较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其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规模最大，其理论主张显示出极左文学思潮的逐渐抬头。在理论批评方面，20年代曾同时活跃着多种派别。如以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亚・康・沃隆斯基（1884―1943）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批评，以弗里契（1870―1929）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以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论与批评等。
在创作领域，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品同时存在。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在黑与白、新与旧、光明与阴暗的强烈反差中，显示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彼得格勒的独特生活氛围。“田野诗人"谢・叶赛宁（1895―1925）的《四十日祭》（1920）一诗，提供了“逝去的俄罗斯"的鲜明形象。曼德尔什塔姆的《世纪》（1922）一诗，思考着历史变革的实现与流血牺牲的关系，渗透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对历史过程的悲剧感受。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1924）把列宁看成“未来的人"的理想化身予以热情歌颂，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磅礴的气势；短诗《开会迷》（1922）讽刺苏维埃政府中那些整天淹在各种会议里的官僚主义者，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20年代的小说创作也有成就。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的《铁流》（1924）和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是较早描写国内战争、正面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两部代表作品，后者显示出作者杰出的心理分析才能。叶・扎米亚京（1884―1937）的日记体幻想小说《我们》（1924），运用象征、荒诞、幻觉、梦境、意识流等艺术手段，表达了反对过于强调集中统一、维护个性自由独立的意向。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1927―1929）描写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中部某草原小城切文古尔“自发地"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故事，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一部力作。在一大批肯定现实的小说中，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和潘菲罗夫（1896―1960）的《磨刀石农庄》（第1部，1928）是较有代表性的两部。其中，《水泥》以国民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建设为题材，《磨刀石农庄》则是第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作家和文学创作实行一统化，结果使各种文学团体、思潮、运动和不同流派荡然无存。卫国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升居首位，一批优秀之作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康・西蒙诺夫（1915―1979）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等。战后，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等作家的批判，导致了文学回避矛盾、粉饰生活、为极左政策唱赞歌。代表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真正成就的是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28―1940）和高尔基、肖洛霍夫和阿・托尔斯泰（1882―1945）在这个时期最终分别完成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静静的顿河》和《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作品。
50年代初，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1954年，老作家爱伦堡（1891―1967）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宣告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年12月，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家们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文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争论，打破了文坛长期以来的沉闷空气。经由对“无冲突论"的批评，强调积极干预生活，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回归。“奥维奇金派”的出现，“解冻文学”思潮的流行，“战壕真实派”的崛起，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深刻变化。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总的趋势是多元化，各种思潮、流派和风格的作家作品争奇斗妍，并存发展。这30多年间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列・列昂诺夫（1899―1994）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弗・杜金采夫（1918―）的《不是单靠面包》（1956），鲍・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人的命运》（又译《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亚・索尔仁尼琴（1918―）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鲍・瓦西里耶夫（1924―）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尤・邦达列夫（1924―）的长篇三部曲《岸》(1975)、《选择》（1980）和《人生舞台》（1985），尤・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滨河街公寓》（1976）等“莫斯科小说"，小说家兼电影艺术家瓦・舒克申（1929―1974）的中篇电影小说《红莓》（1973），瓦・拉斯普京（1937―）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的散文体小说《鱼王》（1975），艾特玛托夫（1928―）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等。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再度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生活也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全方位的改变。对文学的行政干预停止了，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真正得到实现。“回归"是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最突出的现象。“回归文学"首先是指世纪之初白银时代的作品、三代侨民作家的作品，经过若干年月的风风雨雨，终于回归到俄罗斯读者手中来。其次，“回归文学"也指自20至8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发表、被封存或被“搁置"的作品，从被禁状态回归到自由状态，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除了“回归文学”之外，80年代中期以后还出现了所谓“另一种文学”（即“异样文学”）。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文学与侨民文学之间的界线被打破，两大文学板块的区分不复存在。9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多元化。同时，宗教对文学的广泛渗透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文化现象，通俗文学作品也显示出量的优势和特殊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改变着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格局。
第二节现实主义文学与高尔基、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
一、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
现实主义是全部20世纪俄罗斯苏联文学中最主要、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文学流派。这不仅是由于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强大存在和有力影响，更因为20世纪的现实决定了俄罗斯作家们始终没有丢弃人道主义的旗帜和强烈的使命感。但20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在继承19世纪传统的基础上，又积极吸取各种新兴艺术流派、包括西方现代主义的新鲜经验，不断向纵深开掘，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新成就。
20世纪初，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除高尔基之外，还有同样是“知识派”成员的伊凡・布宁（1870―1953）。布宁以诗歌创作进入文坛，却是以小说创作确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他的小说，或以“严峻的真实"描写俄国农村和农民的世界，讲述知识分子―无产者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骚动；或以凄婉的笔调勾画出贵族庄园的没落和旧俄国社会的解体，为贵族阶级黄金时代的消逝吟唱着深情的挽歌。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卡的苹果》（1900）的抒情诗般优美的文笔，通篇散发出的浓烈的乡愁气息，精雅考究的语言和印象主义色彩，被批评界认为是布宁作品的风格特征。中篇小说《乡村》（1910）是布宁十月革命前最成功的作品。小说广泛地描写了1905年革命期间的俄国乡村生活，多角度地传达出那个深刻变动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气氛，冷峻地揭示了农民的贫困和他们的精神心理特征，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粗俗、野蛮、猥琐、冷漠和愚昧，显示出观照俄国乡村和农民生活的一种新的、批判的目光，在文学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乡村》没有贯穿全部作品的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着意勾画主人公的性格发展轨迹，主要由一幅幅动态生活图画和人物剪影组接而成，在结构形式上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行文过程中始终伴有一种沧桑感、命运感。布宁的另一中篇《从旧金山来的先生》（1915）则形象地表明有产者拼命聚敛财富的毫无意义，在对主人公乐极生悲、命运突变的描写中，传达出关于生与死、贫与富、幸福与痛苦的哲学思考。
1920年布宁迁居国外以后，仍不断有新作问世，其中包括《中暑》（1927）、《莉卡》（1939）、《幽暗的林中小径》（1946）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27―1931）。后者是布宁在国外完成的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虚构的自传”中，作者再现了过去时代的俄罗斯以及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表现了深深的乡愁、浓厚的怀旧情绪和对生活的无限眷恋，并流露出对某些“永恒”问题的哲学沉思。由于这部长篇小说，布宁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俄罗斯作家。
亚・伊・库普林（1870―1938）也是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决斗》（1905），通过描写一个诚实的青年军官罗马绍夫和环境的冲突以及这个人物内心生活的演变过程，勾勒出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个性复苏的轨迹，反映了1905年革命前后俄罗斯人社会意识的觉醒。作家借鉴了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传统，十分重视人物心理过程本身的再现。他的另一中篇《亚玛》（1909―1915），以妓女生活为题材，写尽她们的不幸与悲苦，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
阿・托尔斯泰、费定、法捷耶夫、爱伦堡、肖洛霍夫等，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阿・托尔斯泰（1883―1945）以象征主义诗歌创作进入文坛，但到1910年，他已经找到了小说这一适合自己的文学体裁。1923年，阿・托尔斯泰回到前苏联，除继续于在国外即已开始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写作外，还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1929―1945，未完成）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苦难的历程》的第一部《两姊妹》（1921）写于国外，第二部《1918年》（1927―1928）、第三部《阴暗的早晨》（1941）则是作家回国后完成的。这三部曲是阿・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作品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到前苏联国内战争结束的广阔社会背景上，以两姊妹卡嘉和达莎以及她们的恋人旧军官罗欣和工程师捷列金四个知识分子在这一动荡年代的经历和命运为主线，艺术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和精神心理的转换，是一个“在清水中泡三次，在血水中浴三次，在碱水中煮三次”的“苦难的历程”。作品既展示了四个主要人物追求高尚的理想生活、真诚善良的共性，又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阿・托尔斯泰善于把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和社会生活的描写结合起来，在时代风云变幻的背景下表现人物的精神心理特点，又透过人物思想情感的变化显示出历史的变迁。《苦难的历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技巧运用娴熟，语言流畅优美，是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康・亚・费定（1892―1977）的长篇小说《城与年》（1924）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安德烈是一个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的俄国青年，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他软弱、动摇、徘徊，走过了一条复杂的生活道路，最后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品的名称点出了情节展开的时空背景：“城”指的是安德烈生活过的德国和俄国的城市，“年”指的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国内战争那一动荡的历史时代。
亚・亚・法捷耶夫（1901―1956）最重要的作品是两部长篇小说：《毁灭》（1927）和《青年近卫军》（1945）。《毁灭》写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期间远东地区一支红军游击队，为了冲破敌军的包围，在队长莱奋生的带领下浴血奋战的故事。作品以莱奋生这一忠于职守、积极乐观、坚持原则而又热爱战友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为中心，塑造了一系列各具个性的人物，突出了在艰苦的斗争中进行着“人才的精选”这一主题。《青年近卫军》则以卫国战争时期的真人真事为基础，描写了敢于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苏联青年一代的英雄群像，展示了他们高尚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全书把严格的写实和浓郁的抒情结合起来，既洋溢着感情的波澜，又具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
伊・格・爱伦堡（1891―1967）以诗歌创作步入文苑，后来转以小说创作为主。长期担任苏联报纸驻外记者的经历，使爱伦堡的作品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内容。他的“战争三部曲”由《巴黎的陷落》（1941）、《暴风雨》（1947）和《九级浪》（1952）三部长篇小说构成。三部曲兼具小说、纪实文学、通讯报道的文体特点，结合新闻、政论和哲理因素，力求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法国、德国的社会心理状况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事件纷繁复杂，情节跌宕起伏，笔锋敏锐犀利，显示出作家驾驭庞大题材的能力。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1954），则最早表现了一个长时期内作家们不能触及的“关心个人”的主题，揭开了“解冻文学”的序幕，并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划阶段的标志。
“解冻文学”发展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达至高峰。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除“解冻文学”外，还体现在“战壕真实派”文学、“集中营文学”、道德题材作品和反思历史的作品等几个方面。其中，“战壕真实派”是指从50年代中期起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一批亲历卫国战争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多以个人经历或所见所闻为素材，用逼真的细节描写再现战场上的实景，写出了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在前沿战壕中的真实感受，从而突破了以往的战争题材作品偏重描写“司令部真实”的旧有模式。邦达列夫的《营请求火力支援》（1957）和《最后的炮轰》（1959），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1959），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1962）等中篇小说，是“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品。
“集中营文学”的主要作品有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长篇小说《第一圈》（1968）以及所谓“文艺性调查初探”《古拉格群岛》（1973），瓦・沙拉莫夫（1907―1982）的短篇小说集《科雷马故事》（1966―1978），尤・多姆勃罗夫斯基（1909―1978）的长篇小说《无用之物系》（1978）等。这类作品大都根据作者的个人经历写成，往往融自传、纪实和政论于一体，描写集中营生活的黑暗可怖以及集中营中的反抗、暴动和逃亡事件，把劳改犯个人遭遇的展示和对他们心理状态的揭示结合起来，并进行历史和哲学的思考。其中，《古拉格群岛》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虽然它算不上一部文学作品。
道德题材作品在60―70年代的苏联文坛尤为发达，且深受当时的读者喜爱。特里丰诺夫、舒克申、拉斯普京等，是这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同时又是电影艺术家的瓦・舒克申（1929―1974）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颇有成就。作为西伯利亚作家，他的作品描写得最多的是农村生活和乡下人。他一方面揭示出许多平凡人身上的美好人性和崇高品质，力图以其一尘不染的纯洁心灵来感染读者，另一方面又谴责和讽刺了乡下人身上那种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自命不凡、固执己见的弱点和习气，并展示出这类陋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怪人》（1967）、《出洋相》（1970）、《我的女婿偷了一车木柴》（1971）和《倔强汉》（1970）等，都是他的短篇杰作。这些作品一般不刻意追求情节的紧张复杂，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人和事仿佛都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作者几乎不加任何雕琢；读者在他的小说中所看到的，往往不是离奇的故事，而是蕴藏在平凡生活中的真理，并由此而受到某种启示。舒克申中篇小说《红莓》（1973）更是一篇哲理与抒情水乳交融的佳作。它通过主人公叶戈尔刑满释放后回到农村，与在监狱中以信函方式结识的乡下姑娘柳芭结婚，在后者的帮助和鼓励下改过自新，却被他曾与之有过关系的盗窃集团头目杀害的悲剧，揭示了人的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艰巨性。主人公以自己的死表达了愿意脱胎换骨的决心，也显示出他对生活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部作品体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作者本人根据这篇小说自编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于1973年上映，次年获第7届全苏电影节主奖。
尤・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创作生涯以长篇小说《大学生》（1951）开始，到60年代末期，找到了表现生活的最佳切入点，这就是关注城市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由此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心理状况，提出引人深思的人生与社会问题。他陆续发表的《交换》（1969）、《预期的总结》（1970）、《长别离》（1971）、《另一种生活》（1975）和《滨河街公寓》（1976）等中长篇小说，均以当代莫斯科生活为背景，统称“莫斯科小说"。《滨河街公寓》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也是特里丰诺夫的代表作。作品通过主人公格列勃夫这样一个精于权术、阴险狡诈、见利忘义的野心家和两面派的升降沉浮，刻画出一个“现代市侩”的典型形象。这部小说显然已超出一般道德评判的范围，获得了一种历史反思的意义，并显示出锐利的社会批判锋芒。在作家后来的长篇小说《老人》（1978）、《时间和地点》（1981）以及他死后才得以发表的《消逝》（1987）中，这种批判锋芒犹存。可以说，特里丰诺夫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都更为出色地继承了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现代都市人情世态的洞察与体验，对现代人的处境、心理、弱点和困惑的逼视与表现，使他在20世纪后期俄罗斯文学中独树一帜。
在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回归文学”、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文学中，仍然可以看到不少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如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们》，阿斯塔菲耶夫的《悲伤的侦探》、《受诅咒的和被处死的》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在20世纪末日渐走向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中，依旧显示出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 高尔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代表，20世纪世界文学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
创作道路
高尔基的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创作（1892―1907）包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类作品。浪漫主义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1892），通过一对热烈相爱的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和独立不惜舍弃爱情乃至生命的故事，表现了“不自由毋宁死"、自由高于一切的主题。《鹰之歌》（1894）和《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也是作家的浪漫主义代表作。
现实主义小说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其中又以“流浪汉小说"最为引人注目。作家凭借着对这个社会阶层的生活与心理的熟知，喊出了流浪汉们的屈辱与挣扎，苦闷与希求，既未隐瞒他们的弱点和旧习，又显示出他们那掩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如短篇小说《切尔卡什》（1892）、《玛莉娃》（1897）和《沦落的人们》（1897）等。有一些小说还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反抗意识和抗争行动，如短篇《好闹事的人》（1897）、《基里卡尔》（1899）等。在第一部长篇《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中，作家通过主人公福马的悲剧性命运，揭示了旧俄社会的统治者们对本营垒内部的一颗正直灵魂的扼杀。
20世纪初，高尔基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长篇小说《三人》（1900）以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生活道路为线索，在更为复杂的矛盾中表现“人与社会的冲突"，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于两世纪之交一代青年的生活与命运的思考，对影响颇广的“忍耐哲学"作了有力的抨击。散文诗《海燕之歌》（1901）以象征和寓意的手法，传达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气氛，表现了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剧本《底层》（1902）则是高尔基对流浪汉世界“将近20年的观察的总结"。构成剧本主干的，是聚集在一家“夜店"里的一群流浪汉所持有的不同人生态度的对立和矛盾。高尔基借流浪汉沙金之口，表达了流浪汉们不同于小市民的人生哲学，力求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从艺术上看，该剧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不追求带刺激性的廉价效果，主要通过饱含激情和哲理的对话和独白展示人物的心理特点及彼此之间的精神冲突，语言生动凝练，形象可感可闻，充分显示出社会哲理剧的特点。
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后不久，高尔基离开俄罗斯。在国外，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母亲》（1906―1907）。作家试图以这部作品从艺术上揭示人改变自身命运、改造社会环境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前景。贯穿小说始终的形象是母亲尼洛夫娜。小说着重描写了这位备受精神欺压、软弱柔顺的普通劳动妇女，如何在时代的感召和先进分子的影响下逐步觉醒、投入社会斗争的过程，意在鼓舞那些尚未摆脱各种心理重负的人们，促进他们的精神觉醒。所以列宁曾经指出：《母亲》十分有益于工人读者由“自发"走向“自觉"。
高尔基的早期创作，风格多样，色彩绚丽，激情充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呈现出以力度与气势取胜的基本格调和刚健明快、激越高亢的总体美感特征，而其基本思想倾向则是社会批判，并以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为目的。
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所集中思考的，是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俄罗斯的命运与前途。1913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俄罗斯。他热情欢呼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却不能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这一历史巨变又把革命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注入他的思索中。政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1917―1918）就是这一思索的成果。在革命后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他为拯救文化、保护知识分子付出了极大努力，本人却常常处于痛苦的精神矛盾之中。1921年秋，他再度离开俄罗斯。
这一时期（1908―1924），高尔基在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次革命失败之初，高尔基仍然通过自己的作品鞭挞专制黑暗势力（《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讴歌民众意识的觉醒（《夏天》，1909），并企图经由高扬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性，将他们的意志和情绪保持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所需要的高度上（《忏悔》，1908）。然而，对革命失败之原因的沉痛反思，却使高尔基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并不在于继续进行这种悲壮的努力，而在于深入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在这一主导意向的统辖下，高尔基在这一时期共完成了六大系列作品，即“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罗斯记游》、《俄罗斯童话》、《日记片断》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
“奥库罗夫三部曲"包括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1910）、长篇小说《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和《崇高的爱》（1912）。其中，《奥库罗夫镇》以1905年革命事件为背景，通过小镇居民在革命的消息传来时的种种反应，勾画出参加“闹事"和反对“闹事"的两部分人所共有的昏聩、愚昧和凶残，从而提供了俄国小市民生活和精神心理特点的一个横剖面。《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则以同名主人公一生的经历为主线，在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上，致力于对奥库
《罗斯记游》（1912―1917）包含29个短篇。作品的主人公有小市民、手工业者、小铺老板、教堂执事、退役军官、破产商人、外省知识分子、破落贵族、菜园主各色人等，涉及社会各阶层。《俄罗斯童话》（1911―1917），则为国民劣根性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的显现，提供了一组绝妙的讽刺性写照。创作于十月革命后的《日记片断》（1924）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或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现实生活，或向记忆、向不堪回首的往事汲取诗情，均成为对民族生活和文化心态的“直接的研究"和“如实的写生"。
高尔基中期作品记录了作家在民族文化心态研究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作品故事性的弱化，情节结构上的开放性、剪辑性特点，洗练、平易、恬淡、冷峻的语言风格，显示着作家新的美学追求与杰出的艺术才华。
高尔基在国外期间，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文学与社会生活。1924年列宁的逝世，曾给他以强烈的思想震动。1928年5月，他曾回到阔别七年的国内小住，10月返意大利，以后每年（除1930年未回国外）几乎都在相同的时间内往返一次，直至1933年最后回国定居。面对国内的现实，他既为经济建设的某些成就而高兴，又为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而忧虑和痛心。为保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伸张正义，为了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同极左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力不从心，于
高尔基的晚期创作（1925―1936）主要是两部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以农奴出身的麻纺厂主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三代人对待“事业"的态度和心理的变化为基本线索，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发育不全的特点，勾画出俄国资本主义尚未真正站稳脚跟便很快日落西山了的命运。作品同时还使人们注意到：这一切既是俄罗斯的独特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又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这个民族未来的历史行程。
高尔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既是一部思考俄罗斯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史诗性巨著，又是作家长期进行民族文化心态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小说沿着主人公萨姆金的生活轨迹，生动地记录了十月革命前40年间俄罗斯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塑造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各阶层人物众生相，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国内到国外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图画，多方位、多层次地表征出俄罗斯人的人生态度、思维模式、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
作品的中心人物萨姆金出身于外省某城市的一个“中等"家庭，在家乡读完中学后，先后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法律专业学习，毕业后给一名律师当助手，但却渐渐地几乎断绝了自己同法律的一切职业联系。1905年革命中，他一度“被推进"起义行列，也“无意中"当过告密者。革命失败后，他来往于外省与首都之间，并短期旅居国外，似乎主要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时期，在1917年4月列宁返回彼得堡时被密集的人群挤倒，践踏而死。但萨姆金决不只是一个观察者。40年间变动着的俄国现实既是他的观察对象，又是他的性格和心理赖以生成的环境。他在各方面都是中等水平，却要竭力表明自己的不平凡；他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与崇拜，却不愿受任何拘束，不愿尽任何义务；他对什么都不相信、不入迷，总是给自己披上一件超越于一切思想之上的“怀疑论者"的服装，他本身的思想其实有着明显的破碎性、庞杂性；他缺乏对人的信任、尊重和爱，对人冷漠，常隐含敌意。他曾标榜自己对革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其实他始终是从能否显得与众不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角度来看待革命的。他始终没有任何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社会理想，更不会为任何一种革命而奋斗和献身。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在很大程度上对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人的灵魂有意义。他的精神文化性格，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消极特征，又是这一民族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他的空虚无为的一生，既表征出横跨两个世纪的俄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沉浮起落，又显示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命运轨迹。借助萨姆金这一形象，高尔基艺术地揭示了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市侩化的历史真实，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弱点进行了痛切的批判。此外，从作品中还可品味出作家关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发挥等几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思考，聆听到一代忧国忧民的真诚知识分子的心声。
高尔基晚期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基本特色，是开阔的艺术视野结合着深邃的哲理思考，强烈的历史感伴随着缜密的心理分析，叙述风格上则显示出一种史诗般的宏阔与稳健。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作家还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某些新鲜经验，如通过人物的梦境、幻觉、联想、潜意识，或以象征、隐喻、荒诞的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内心分裂、精神危机和意识流程。这既表明高尔基在创作方法的运用上是不拘一格的，又显示出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色。
《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
《童年》（1913）、《在人间》（1916）和《我的大学》（1923）三部中篇小说，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自传体三部曲。自它们陆续问世以来，岁月悠悠，风云变幻，沧海桑田，而这三部曲却始终保持着艺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高尔基创作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贯穿于三部曲始终的是自传主人公阿辽沙。其中，《童年》描述阿辽沙从1871年父亲去世到1879年母亲去世八年间在下诺夫戈罗德市外祖父家的生活，包括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和1878年秋辍学后“到街头去找生活"的情景，刻画了外祖父一家人、这个家庭染坊的工人、房客、邻居等众多的人物形象，显露出童年生活给阿辽沙留下的鲜明印象。《在人间》以阿辽沙1879年秋至1884年夏在社会上独自谋生的坎坷经历为线索，记述他先后在下诺夫戈罗德鞋店、绘图师家和圣像作坊当学徒、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彼尔姆号"轮船上当洗碗工的所见所闻，提供了俄罗斯外省市民生活的生动画幅。《我的大学》则是主人公1884年秋至1888年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印象与感受的艺术记录，其中展示了伏尔加河的码头、“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捷林科夫面包店、谢苗诺夫面包作坊、民粹派革命家罗马斯在附近村庄上开的小杂货铺及村民的生活图景，最后以主人公漂泊到里海岸边卡尔梅克人一个肮脏的渔场作结，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三部曲所描述的内容在时间上彼此衔接，不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更是俄罗斯民族风情的艺术长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和美学价值。
三部曲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彼此连缀的动态风俗画。作品凸现了充斥着愚陋、污秽和无耻的旧时代俄罗斯生活的特点。整个童年生活在阿辽沙的记忆中，仿佛是一个“悲惨的童话"，他所寄身的外祖父家的染坊，是一片充满着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炽热的仇恨之雾。家庭内部、邻里之间、街头巷尾出现的种种恶作剧和残酷行为，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市井之中充满着淫乱行为、“强者"肮脏的夸耀和各种幸灾乐祸的下流议论，以及各种可恶可恨的“娱乐"和“消遣"，如打赌叫一个店伙在两个小时内吃掉
消极的人生态度与愚昧的生活内容往往是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高尔基在三部曲中以饱含忧虑的笔触，描写了“铅样沉重的生活"怎样在俄罗斯民族中造就了无数听天由命的人，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人，不幸沦落的人，以及一些曾经有过些许热情，不久即心灰意懒的颓废的人。在《我的大学》中作家写道：甚至在工人中间，也滋长着一种顺从和忍辱精神，一种顽强的耐性，“他们甘心受着醉汉老板狂暴的凌辱"；有人将生活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而这种观念却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作家慨叹道：“世界上还没有谁能像我们俄国人这样彻底否定生活的意义。"《在人间》中的司炉工雅科夫・舒莫夫，精力旺盛，性格开朗，从不怨天尤人，然而他也同样否定生活的意义，认为“活着就是活着"，对一切都很冷漠。高尔基通过描绘这些众生相，表明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之一的消极无为的生活态度怎样有力地影响着、制约着俄罗斯人，包括某些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们。
愚昧的重要表征，一是对知识的不尊重，对文化的否定和对理性的排斥，二是道德观念淡薄，习惯于彼此仇恨，互相折磨。《在人间》里的那个圣像作坊掌柜，常常故意把阿辽沙读过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的故事改头换面，变成猥亵的东西，告诉圣像鉴定家老头；后者又从中提出些无聊的问题，帮他添油加醋，“把一些不要脸的东西，跟垃圾一样，扔到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身上。"在他们对美的事物的这种恣意玷污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反文化的心理特征。《我的大学》中的一位“政治上的老油子"，断言知识分子是“害群之马"。鄙陋的文化状态和低水平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人们的情感方式和相互关系方面互相仇恨、彼此敌对的特点。阿辽沙的两个舅舅居心险恶地作弄老匠人格里戈里，戕害年轻的茨冈学徒伊凡，他们俩之间也是动辄大打出手，打得你死我活。《童年》中写到的那个来回摆动着下贱的长腿、用脚尖踢女人胸脯的“继父"；《在人间》中写到那个毫无人性地折磨着一个不幸妇女的妓院看门人，则是恶毒凶残地欺侮女性的代表。这一幅幅写照，将由愚昧生活培养的“人对人的无法理解的仇恨"呈露在读者面前，足以引起人们对于反人道的生活的一种生理上的厌恶。
为什么高尔基要向读者讲述这么多“极其讨厌的故事"？作家这样回答说：“我很爱人们，不愿使谁痛苦。但我们……不能把严峻的现实掩蔽在美丽的谎话中去生活"，而要让人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在过着一种卑鄙龌龊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作家才不得不怀着一种切肤之痛，严峻地剖析了民族性格中层层叠叠的积垢，表明了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鲜明意向。
当然，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并未对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美点和优点视而不见，也从未忘记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弱点与漫长的专制农奴制之间的必然联系。作家后来曾写道：“当我批评我们的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不热爱劳动以及它的各式各样的野蛮无知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它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它在其中生活的种种条件，既不可能在它身上培养起对个性的尊重，也不可能培养起公民权利意识和正义感――这是些充满着无权、对人的压迫、最无耻的诺言和野兽般残酷的条件。应当惊奇的倒是，在所有这些条件下，人民仍然在自己身上保留着不少人类感情和一部分健全理性。"对俄罗斯人民身上保存的这些美好的人类感情与健全理性的张扬，贯穿于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始终。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激情完全倾注到对民族性格消极面的揭示上，而是真实地表现了俄罗斯人的心理、情趣、追求、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复杂矛盾性，特别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在各种文化心理因素的交叉、纠葛与冲突中，着力发掘人们心灵中的美好感情和他们对文明的向往，从而显示出民族精神复兴的内在心理基础，或表达出作家本人对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一种深深的期望。
在三部曲中我们看到，不幸而愚昧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俄罗斯人的美好天性。如阿辽沙的外祖母阿库琳娜这位慈蔼的老人，以深切的爱心领着阿辽沙走进了艰难而有趣的生活，培养了他许多优良的品格。“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生活在孤独之中，却有力地培养起阿辽沙对书籍的热爱。“玛尔戈皇后"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提供给阿辽沙阅读，使他懂得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思想和感情"。还有，独立不羁、富于同情心的洗衣女工娜达丽雅给阿辽沙以温暖与关心，民粹派革命者捷林柯夫和罗马斯培养了他的公民意识和献身精神。读者从执拗地进行着化学试验的房客“好事情"身上（《童年》），从单纯爽直、热情好学的农民伊佐特身上（《我的大学》），都可以看到普通俄罗斯人对知识的肯定与崇尚，对文化的渴望与追求。《在人间》中有一个场面：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有力地感染了圣像作坊中的人们，使得“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作家显然是要表明：人们向往着可以使心灵变得美好的东西；他们心灵深处存留的文明的因子，正是民族精神觉醒和文化复兴的基石。善于“在每个现象里探求它的肯定的品质，在每个人身上寻求他的美德"，即使在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批判性考察时，也没有忘却显示出人们灵魂中的美点和亮色，这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作品历来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部曲还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阿辽沙的性格，如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奋进的自我意识，勤奋的品格，多思的习惯，不断积累知识的欲望，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人格，积极从周围大量平凡的人物事件中发现美与价值、吸取精神养分的努力，等等。在所有这些性格特征中，他那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尤其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阿辽沙那一发不可收的读书热情，曾经给他带来了无数难堪的屈辱；他曾经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弥漫着龌龊的、醉醺醺的、放荡的有毒空气"的环境里；他曾宁愿用每星期被人痛打一顿为代价来换取上大学的幸福，但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所有这一切都阻挡不住阿辽沙追求知识的热情。他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学习机会。正是数不清的优秀书籍促进了阿辽沙的精神自觉，以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他得以彻底摆脱愚昧和庸俗的泥潭而迅速成长起来。阿辽沙这一从苦难中崛起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特别是生活道路坎坷的青年读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这一“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强不息者形象，至今仍有其独到的吸引力与启示意义。
毋庸赘言，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的魅力不仅来自作品的丰厚生动的内容和富于启迪意义的形象，也来自作品的艺术成就，来自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语调，常常是带有抒情色彩和思索性质的叙述文字，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的风格，因以日常生活为素材而决定的浓郁的生活气息，都使读者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特别是作品中的那些情、景、意浑然一体的篇幅，那些由作者直接倾吐心曲、抒发情怀的段落，更是美不胜收，令人百读不厌。那些精彩的文字，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行，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些充满魅力的篇章。
三、 肖洛霍夫
生平和创作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位具有独特地位的作家，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创作具有独特的风格，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还因为他的创作像俄罗斯古代的编年史似的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苏联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更因为他的承前启后的艺术成就把苏联文学推向了世界。1965年由于“他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肖洛霍夫于1905年5月生于顿河流域的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林村。这个地区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斗争特别激烈，少年肖洛霍夫是这个地区许多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他亲眼看到1919年初红军进驻叶兰斯克镇的各个村庄和这年春天爆发的维约申斯克哥萨克暴动，也目睹了5月末暴动者的仓皇撤退。1920年顿河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年仅15岁的肖洛霍夫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当过镇苏维埃的统计员、文书、粮食监察员，后来又参加了征粮队。当时的肖洛霍夫虽然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但是由于他的机敏智慧，却成了一支200余人队伍的指挥员。
1922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肖洛霍夫来到莫斯科，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以自己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素材，描写顿河流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从1924年到1926年，相继发表了《胎记》，《死敌》，《看瓜田的人》，《人家的骨肉》和《浅蓝色的原野》等20多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后来汇成一集，即《顿河故事》。在这些作品中，肖洛霍夫独具一格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已经初露端倪。他大胆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把巨大的斗争场面浓缩在个人的关系上，通过家庭矛盾、父子兄弟和夫妻之间的冲突来表现斗争的激烈和残酷，这是肖洛霍夫作品的深刻之处，也是他不同于其他同时代作家的独特之处。他写人物总是从生活出发，多方面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顿河故事》尽管带有初出茅庐的作者常有的那种艺术技巧上的稚嫩，但是从这些作品中已经看出一个大艺术家的身影：处理复杂题材上的大胆无畏，表现生活中悲惨的流血冲突的那种勇气。因此绥拉菲莫维奇把《顿河故事》誉为“草原上的鲜花”，称赞肖洛霍夫是即将“展翅高翔”的“黄喙小鹰”。
1925年肖洛霍夫又回到故乡维约申斯克镇，开始创作他一生的力作《静静的顿河》，历时15年，直到1940年才最后完成。这期间，苏联在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一向关注农民命运的肖洛霍夫立即放下正在写作的《静静的顿河》，从1929年至1930年，全部身心地投身于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根据亲身参加这场运动的体验和感受，创作了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小说以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大胆地表现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反映了敌人或明或暗的抵抗和破坏，而且表现了劳动者的重重疑虑和观望；不仅写了运动领导者达维多夫的胜利和成功，而且也表现了他们的错误和偏差。不管今天对这场运动怎样评价，但是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毕竟是历史的真实。小说的主人公达维多夫等人的性格、思想、心理正是那一代人的思想状况和心理活动的体现。肖洛霍夫以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所展现的这段前苏联社会的历史不仅具有认识价值，也具有艺术价值。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肖洛霍夫同许多苏联作家一样，投笔从戎，上了前线。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发表了短篇小说《学会仇恨》（1942），并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战后年代，肖洛霍夫的创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解冻”思潮中，他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开创了前苏联文学，特别是前苏联军事题材作品创作的新局面。这篇小说一反过去苏联军事小说单纯表现英雄主义的写法，着重表现凝积在人民内心深处的战争创伤；它描绘的不是一幅战胜侵略者的战争图画，而是战争过后对于战争的回味和思考。小说没有着意刻画主人公索科洛夫的英雄气概，而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他的普通劳动者的淳朴情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苏联普通劳动者的艺术形象。肖洛霍夫晚年曾两次中风，不能工作，《他们为祖国而战》一直未能写完。他于1984年在维约申斯克镇病逝。
《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一生最主要的作品，小说写的是俄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10年（1912―1922）的历史发展情况。这10年中，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十月革命。这是俄罗斯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新旧交替，激烈搏斗的10年。肖洛霍夫说，他想在小说中“表现革命中的哥萨克”。《静静的顿河》开头有一首《卷首诗》，这是一首古老的哥萨克民歌，歌中唱的就是哥萨克的血泪历史：“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静静的顿河》共四部八卷，以顿河岸边鞑靼村几家哥萨克的经历为经线，表现了20世纪初俄国社会动荡变革的历程。这里主要写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家和他的邻居司捷潘・阿斯塔霍夫等几个哥萨克家庭。这几个保持着宗法社会家长制传统的哥萨克家庭，在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中，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家破人亡。葛利高里的妻子娜塔莉亚在战乱年代死于流产，兄嫂及父亲都在哥萨克暴动的混乱中相继死去。司捷潘在暴乱失败后随白军逃亡国外，他的妻子阿克西尼亚同葛利高里相爱，在葛利高里经过种种遭遇后两人决定逃离鞑靼村时，阿克西尼亚被巡逻的红军士兵打死。当葛利高里离开暴乱的匪帮，把枪支弹药扔进刚刚解冻的顿河，返回家园时，他那个曾经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大家庭只剩下了他已出嫁的妹妹和已失去母亲的儿子。
肖洛霍夫用经纬交织的笔法通过几个哥萨克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示出俄国社会的这段历史进程，描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感情、风习、性格等等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的震荡和冲突。尽管肖洛霍夫始终保持着冷静、客观的笔调，但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他为小说中哥萨克男女在历史动荡中的悲剧命运感到惋惜，深表同情；同时又认为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社会进步。小说描写了旧政权的垂死挣扎和白军的彻底失败，写出了历史发展的这个趋势。然而作家着力表现的是在历史巨变、社会动荡、新思想同旧观念、新世界同旧世界激烈搏斗的过程中，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为代表的哥萨克劳动者走向新生活的艰难曲折的历史道路和他们中许多人充满迷误和痛苦的悲剧命运。
《静静的顿河》写了众多的人物，可以说几乎每个人物都是栩栩如生的。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言谈话语，行为举止，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整个小说的情节、结构都是围绕他展开的。葛利高里首先是个哥萨克劳动者，勤劳、淳朴、善良、真诚、热情、勇敢，是他显著的性格特征。如果说葛利高里具有哥萨克劳动者的种种优点，那么他身上也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着哥萨克的种种弱点：效忠沙皇，谨遵父命，哥萨克光荣等传统观念，也是葛利高里的生活信条。作为劳动者，他对土地的感情是纯朴的，但是作为私有者，他对继承家业也是铭刻于心的。他之所以不肯同阿克西尼亚远走高飞，就是因为不能舍弃土地、房屋和祖上传下的那份家业。如果不是生活在20世纪初期这个动荡的时代，葛利高里可能会像父辈一样，作为勤劳勇敢的哥萨克而度过一生。但是时代波涛将他推到了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而在这里就暴露出了葛利高里摇摆不定的性格特点。在历史的巨变中，他有了新的追求，但是又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因而造成了在人生道路上的摇摆不定。小说中从两个侧面展现葛利高里性格和命运的这一特点。在爱情生活中，他深爱阿克西尼亚，但却不敢违抗父命，只好娶了娜塔莉亚，然而婚后又不能舍弃前情，忘却阿克西尼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两个女人的悲剧。在葛利高里的人生道路上，少年时代鞑靼村的哥萨克生活，是他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但是从他入营当兵起便被投入到颠簸激荡的历史长河中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德战场上，他作战勇敢，但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听了具有进步思想的乌克兰士兵加兰扎的一席话，似乎顿开茅塞，效忠沙皇的传统观念第一次受到剧烈冲击，但是一回到家中，亲人的崇敬、邻里的奉承，又煽起了哥萨克的优越感和偏见，仍旧回到前线为沙皇效命。葛利高里曾两次参加红军，又两度离开红军投入白军。在那历史转变的关头，他徘徊于生活的十字路口。他有驰马挥刀冲锋陷阵的勇敢精神，却没有摆脱哥萨克传统束缚的思想力量；他有追求合理生活的向往，但是传统观念又羁绊住他迈出的脚步。他四顾茫然，不知所向。当他终于认清了应走的道路时，已经铸成了终生的大错。这就是葛利高里的悲剧。
肖洛霍夫是在社会巨变的历史潮流的大背景上表现葛利高里的人生悲剧的。社会的进步，革命的胜利同个人的悲剧恰成鲜明的对照。这里当然有葛利高里自身背负的因袭重担所造成的迷误，也有客观形势使之坠入错误泥坑的原因。肖洛霍夫将葛利高里的命运置于小说结构的中心是企图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提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如何对待农民，特别是中农的问题。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有的地方不加分析地把哥萨克一律当作“沙皇走卒”，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顿河地区哥萨克的暴乱。肖洛霍夫对哥萨克劳动者寄予真切的同情，他在肯定十月革命的同时，也注意到革命过程中那些本不应该被历史淘汰，但却成为历史前进的牺牲品的人，对于他们中某些人所走过的一段弯路（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迷误），他是站在十月革命的立场上从总结历史教训的高度来看待的，并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推入反革命的营垒。有研究者提出，肖洛霍夫在表现葛利高里悲剧的同时，对他进行了道德的审判。实际上，与其说作家对葛利高里及其他哥萨克劳动者作了道德的审判，不如说小说通过描写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对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年代所推行的对哥萨克的过火政策作了政治的和道德的评议。通篇小说表现出，肖洛霍夫对葛利高里等哥萨克的悲剧命运满怀深切的同情，而对于葛利高里在人生道路上的摇摆不定和误入歧途，并不是严厉的审判，而是一种深沉的理解。肖洛霍夫的这一立场，许多年来不被批评家理解，因而使葛利高里成为一个文学界争论不休的人物。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他在继承俄国文学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对史诗小说这一体裁有所开拓和创新。肖洛霍夫在谈到自己的艺术追求时说：“对于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的心灵的运动表现出来。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通过表现“人的心灵的运动”展示“人的魅力”可以说是《静静的顿河》在艺术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肖洛霍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次把农民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他们的感情世界，真正显示出他们的“人的魅力”。
《静静的顿河》的另一艺术特点是它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肖洛霍夫笔下，顿河流域的自然景色，顿河两岸的哥萨克的风俗习惯，世故人情，都写得栩栩如生，多姿多彩。特别是肖洛霍夫大量运用了哥萨克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口语，虽有方言过多之嫌，但的确让人感到顿河流域的生活气息。
四、 艾特玛托夫
创作和生平
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1928―）生于吉尔吉斯南部的农牧民家庭。卫国战争时期，他当过村苏维埃秘书。战后在畜牧兽医专科学校和吉尔吉斯农学院学习。1953年农学院毕业后到吉尔吉斯畜牧研究所实验场工作。1952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报童玖伊达》。1956―1958年在莫斯科高级文学进修班学习。曾任《吉尔吉斯文学》杂志主编、《真理报》驻吉尔吉斯特派记者、苏联作协书记、作协戏剧、电影和电视委员会主席。1974年被选为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1983年当选为设在巴黎的欧洲科学、艺术、文学院院士。1988-1990年担任《外国文学》主编，1990年3 月―10月任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1990年10月被派往卢森堡任大使，1993年底被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兼驻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的代表。后任吉尔吉斯共和国驻比利时大使。
据统计，艾特玛托夫的著作在全世界被译成150种语言，出版650余次。
艾特玛托夫最初的创作是《阿什姆》（1953）等近10部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吉尔吉斯乡土气息，富有生活情趣。1957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面对面》。这也是他第一部由吉尔吉斯文译成俄语的作品，一般认为是他的处女作。
1958年问世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真切、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年轻女性爱情的苏醒过程。某种意义上，是对争取人格独立、妇女尊严的肯定和讴歌。小说成书于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文坛方兴未艾的50年代末期，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在艺术上，这部小说极好地体现了作家早期创作的特点和风格：故事情节简洁、紧凑，人物心理刻画细腻，行文流畅优美，自然景物描写富有民族特色。全文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情调，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查密莉雅》是艾特玛托夫的成名作，在苏联国内外赢得广泛赞誉。但是也有评论家指责作者。认为不应该如此塑造吉尔吉斯的妇女形象：当她的丈夫在前线打仗卫国时，她却同人私奔了。认为作品的背景构思很不得当。
60年代初艾特玛托夫继续发挥《查密莉雅》的主题思想，以严肃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着力揭示普通人崇高的理想、美好的感情和朴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以表达自己的道德理想。创作了一组优美的抒情作品，被称为“人的赞歌”。其中《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961）、《骆驼眼》（1962）、《我的第一位老师》（1962）同《查密莉雅》结集成《群山和草原的故事》出版后，获1962年度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文学艺术奖金。
1982年艾特玛托夫曾谈到，如果他的作品要选编成集，他将“收入近几年的《永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花狗崖》、《一日长于百年》”。1966年发表、1968年获苏联国家文学奖金的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标志着作家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小说的成就之一在于，作家不仅塑造了塔纳巴依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较早地在当代文学动物题材领域，开拓了社会道德探索之主题，将溜蹄马古利萨雷这一动物主人公的生动形象奉献给读者。塔纳巴依和古利萨雷两个形象，一人一马，个性相似，命运相同。一生交织着光辉灿烂、蒙冤凄惨，甜蜜欢乐、苦涩悲凉。人和马的悲剧正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缩影。显然，作者已经从早期创作中歌颂、赞美的主调，转向对吉尔吉斯民族生活中本质问题及伦理道德的探讨，注重揭示社会冲突和矛盾。这是小说取得的又一成就。
70年代起，艾特玛托夫将假定性和写实手法融为一体，探求人生的目的和永恒，大大加重了作品的哲理性内涵，同时作品的悲剧色彩亦愈发浓重。《白轮船》(1970)、《早来的仙鹤》(1975)和《花狗崖》(1977)都突出表现了作家这一新的创作倾向。“白轮船”这个标题是作者将小说手稿拿去发表时，根据当时《新世界》杂志主编的建议改换的。原标题是《故事外的故事》。小说发表几年以后，作者谈到该书时仍认为原来的标题“更准确一些”，因为正是从《白轮船》的创作开始，在他的作品中，神话和传说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写作手法和技巧，而是构成作品内容本身了。偏僻护林所里三户人家中主要人物间激烈的善与恶的道德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的骨架，一个七岁孩子所拥有的“两个故事”――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和白轮船的故事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在小孩纯洁、否定恶的童心世界里，梦幻亦即现实。面对恶人恶行，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是他爱的梦幻和精神支柱。因此，当森林中出现的大角鹿――他心中的鹿妈妈被杀死，又是被亲口向他讲述鹿妈妈故事的莫蒙爷爷亲手枪杀，这时，一颗童心碎了，爱的梦幻破灭了。他无法忍受和饶恕这一罪恶，于是跨进水里，幻想成为一条鱼，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和希望――白轮船
《花狗崖》强化了《白轮船》蕴含的深邃哲理，从一般的道德问题完全转向了对人生与死、人类生存繁衍永恒问题的探讨。小说充满了浓厚的梦幻传奇色彩。作者讴歌的是人类为生存而显示的博大的人间之爱，人的精神的极高境界。
苏联文学发展到70年代后期，文学作品向广阔的哲理思考的深层开掘，拓宽艺术表现手段，已经形成一股潮流。文坛上相继出现了一批结构庞大、内容包罗万象，具有史诗规模、宏伟气势的全景文学作品和采用系列结构样式的纪实文学作品。传统小说模式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面对这种情形，艾特玛托夫沿着自己创作的固有轨迹，另辟蹊径，试图“摆脱直线说教的方式”。他说：“文学中的平面观察业已过时。它需要补充，进行‘侧面’的和纵深的观察，需要观察过去。”“现在必须让文学从单层次中解脱出来，……”“我们非常需要的是多层次结构”。而“传说、神话、民歌，所有这种种结构都在帮助我寻找那种多层次、多节奏的表现形式。”同时他积极将其理论主张付诸实践。1980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又名《风雪小站》）。在一个铁路小站上，老员工叶吉盖坚持按死者遗愿将其安葬在草原上的神圣墓地阿纳贝特。传说这里埋葬着一位乃曼族的伟大母亲乃曼―阿纳。柔然部族俘虏了她的儿子，把干骆驼皮粘贴在他的头上使他失去记忆。后来，失去记忆的他用箭射死了前来找寻他的母亲。当送葬队伍快到墓地时，发现墓地已被铁丝网圈入苏美联合宇宙发射场。原来，被天外人接走的两个苏美宇航员发现，外星球是个高度发达，没有战争、武器和国家的文明社会。他们希望与地球人类建立联系，以便促进宇宙各星球间人类思想和文明的新发展。苏美双方获讯后，惧怕因此造成地球意识的崩溃，遂宣布禁止两宇航员返回地球，并实施代号为“箍”的反卫星计划，旨在彻底切断外星人同地球的联系。送葬队伍被拦截在场外，人们只好在陡崖上埋葬完死者。此时，一枚枚火箭轰然飞向天际，“箍”计划开始实施了。这一在地球周围形成的火箭警戒线，恰如给地球戴上了头箍。叶吉盖突然觉得旁边出现了白色的杜拜鸟（乃曼―阿纳被儿子用箭射中时，她的白手帕中飞出的鸟），它疾飞着，哀喊着：“……记得你的名字吧！……”
《一日长于百年》结构自由开放，摆脱了传统小说单一线形情节模式的束缚。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立体画面中，神话、现实、宇宙三条线索相互交错，又对应包含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悲剧：传说中乃曼族关于“曼库特”的古老悲剧；苏联现实社会和个人的悲剧；幻想中人类自我封闭、毁灭的悲剧。三大悲剧尽管在历史的各个断面上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其内涵却是相通、一致的。它们互为表里、相互映照，奇特地交织而成为一部多主题、多层次、多线索、多种文体，具有史诗规模的哲理“交响乐式”小说。其次，小说的叙事时序也由时间的自然承接转向空间的并列运行和主人公叶吉盖心理意识的自由流动。小说情节发生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一天，但是在操持丧事，特别是送葬路上，叶吉盖思绪万千，忆起战争年代和战后的艰难，“个人崇拜”带来的不幸，小站内生活的种种欢乐和痛苦，几户人家的坎坷生涯；回溯古老的民族悲剧，同时并列叙述对宇宙未来的幻想，在正常时序中时时插入假定时间，形成时空的多层次结构。
1985年苏共中央 4月全会确定的社会改革方针，1986年苏共27大提出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当时及后来苏联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时艾特玛托夫的又一重要长篇《断头台》应运而出。
继《断头台》之后，艾特玛托夫发表了长篇小说《雪地圣母》片断(1988)，中篇《成吉思汗的白云》(作家自称是为《一日长于百年》增写的一章，1990)等作品。1991年苏联解体，艾特玛托夫这位吉尔吉斯族作家仍然继续用俄语写作并称俄罗斯是他的“共同的祖国”。并于1994年先译成德语然后又以俄语发表了一部涉及到宗教题材的哲理小说《卡桑德拉的印记》，这部小说引起了不同的反响。1997年与人合著《悬崖上猎人的哭泣》。
在当代苏联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艾特玛托夫的文学生涯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基于现实，又超于现实。对苏联当代生活中人的价值、人性的善恶、人的命运、人类的未来；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自我等问题进行层层展示和哲理探索，虽饱含忧患，却充满希望。艾特玛托夫又是公认的描写动物、刻画心理的文学能手。生动的动物形象与理想色彩浓郁的人物形象相互辉映，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题旨和哲理因素。他还认为自己是一位“通用两种语言的作家，是个两种文化的作家”，而“地方作家如果沿自我隔绝的道路走下去，那将意味着民族文学整个儿的衰败和消失”。他非常注重从吉尔吉斯民族文学、俄罗斯文学，以及整个世界文学的殿堂汲取大量丰富的营养。凭借神话传说等假定性形式来隐喻、象征和折射现实，集历史、现实、未来于一体，创造出作品构思的立体性框架，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断头台》
艾特玛托夫1986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断头台》是其又一部多主题、多层次、多角度、多种艺术手法并存的哲理性小说。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以一对狼的悲剧性遭遇贯穿始终，在广阔丰富的现实生活图景上，重点叙说阿夫季精神道德探索的命运悲剧和波士顿自身生存的现实悲剧。州里为了完成肉类生产计划，大规模围猎草原羚羊。在中亚草原上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一对老狼的三只小狼都被打死。两只老狼死里逃生到了阿尔达什湖畔，又生了五崽。可是这里为开发稀有矿藏，放火焚烧沿湖芦苇。大火中两只老狼只得扔下三只狼崽，叼着另两只，逃向河对岸，上岸后发现狼崽已经淹死。老狼到处流浪最后到了伊塞克湖畔盆地，生下四只小狼。一天老狼出外觅食回来时，发现小狼都被人掏走。为追回小狼，老狼同人展开殊死争斗，公狼饮弹而死，母狼也奄奄一息。狼的命运将小说的三部分联系在一起。作者开篇呈现的便是一幅狼的生活画面，但随着情节的展开，阿夫季的故事逐渐成为小说一、二部分的主要内容。阿夫季是共青团州报编外人员，为引起全社会对贩毒、吸毒的重视，他决定亲自去大麻产地中亚，弄清并揭露其内幕。在莫斯科等车去中亚时，阿夫季参加了保加利亚古代寺院歌曲演唱会，“感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催人泪下的博爱、伟大、团结的感情”。并且瞬时间想起一篇《六个和第七个》的故事。现在他从教会歌曲中顿悟出故事的结局是因为六个匪徒和一个契卡人员演唱的古老民歌道出了七人共同的信仰。阿夫季隐瞒身分，同贩毒者们一同采集大麻。大麻丛中，他首次同母狼一家相遇，而后在偷运大麻时，他因为劝阻贩毒者吸毒，遭毒打并被扔出车厢。他的表现很像当年受难而死的耶稣基督。小说接下去是根据《圣经》改写的创世纪初彼拉多审判耶稣的故事和阿夫季想像自己到了耶路撒冷的情景描写。清晨，他被人搭救。在医院结识了正在研究如何消灭大麻的科技人员英加。阿夫季回报社后写了一组反映贩毒的特写，但报社不敢发稿。不久他第二次到中亚准备同英加结婚，可是英加因前夫从中作梗，被迫离去。阿夫季为摆脱孤独参加了对草原羚羊的围猎。目睹屠杀的惨景，他要求停止这场杀戮，结果遭到捆打，被吊在一株盐木上。第二天，老狼回窝时发现并认出了一息尚存的阿夫季，这时他睁开眼，最后说了一句：“你来了……。”小说的第三部分同一、二部分既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故事情节仍旧依靠狼的命运来组织，但情节主线却是波士顿的故事。一个酒鬼从狼窝掏走小狼后，躲藏到波士顿家，然后又把小狼卖掉。从此波士顿家门外彻夜都响着一对老狼的哀嚎。波士顿无法说服酒鬼送回小狼。老狼开始伤害畜群和牧人。波士顿只好冒险打死了公狼。母狼仍旧来波士顿家附近转悠，终于有一天母狼拖走了波士顿的小儿子，为了救儿子，波士顿向狼开枪，母狼喘息着倒下，他的小儿子却被子弹打死。波士顿悲痛万分，杀死那个酒鬼后，投案自首。
《断头台》发表后，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小说的基本主题涉及人与宗教信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许多抽象问题，以及现实社会的管理政策、青少年教育等具体问题，并且首次在文学中大胆暴露和提出了苏联社会中的贩毒、吸毒问题。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复杂、枝蔓繁多。但作者采用倒叙、插叙、夹叙夹议等叙事手法，使小说条理清楚，散而不乱。同时由于作者成功地运用象征、虚拟、梦幻、变形等假定性手法，读者的审美观感跳跃于现实和虚幻、人类世界和动物界之间，给人以历史同步、物我同一之感。显而易见，艾特玛托夫的艺术探索在美学领域同样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该书出版后，也有人指责作者是在宣扬“寻神说”和主张信教；还有人指出，阿夫季的形象公式化、理想化，苍白无力；整部小说结构松散，各部分显示的水平很不均匀。但多数人认为，小说展示了错综复杂的苏联现代社会生活和人的命运，意境深邃、气势恢宏。作家所进行的深刻的精神道德探索和对艺术表现形式、方法的开拓，值得人们对它发生兴趣。
第三节俄罗斯苏联非主潮文学与帕斯捷尔纳克
一、 概述
社会批判文学、回归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侨民文学等等文学形态作为俄罗斯苏联主潮文学的对立一面，在20世纪的俄罗斯苏联文学发展中，有着复杂、特殊而独特的地位。
社会批判文学
社会批判文学继承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大声疾呼捍卫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尊严，对社会的阴暗面发出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大部分作品在当时受到批判，有些则在当时难以问世，属于回归文学、侨民文学。其一，暴露现实生活中社会政治矛盾的政治性作品。如：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法・伊斯坎德尔的讽刺作品《羊牛星座》（1966）等。其中《解冻》（第1部，1954；第2部，1956）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抨击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的弊端及其产生的社会官僚，重在展示个人情感世界和个人生活，提出了社会关心人的问题。作者的笔端还批判地指向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等历史事件，因此尽管《解冻》本身在艺术上不足称道，却是社会批判文学的鼎力之作，并形成了“解冻文学”浪潮。其二，对日常生活丑恶行径的道德心理批判，似乎要在人性匮乏的社会中找寻某种精神道德支柱。如：亚・雅申的短篇小说《杠杆》，特里丰诺夫以中篇小说《滨河街公寓》（1976）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文学作品中对“现代世俗”的重笔浓描。其三，披露劳改营和劳改犯生活的集中营文学。如：沙拉莫夫的《科雷马的故事》（1966―1978），亚・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古拉格群岛》（1973，巴黎）等。其四，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重新书写历史。如：鲍・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1988年在国内发表）以永恒的道德标准、至善至美、个性价值、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审视十月革命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是通过一位俄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书写出暴力革命与“人性冲突”的社会史。鲍・莫扎耶夫的长篇小说《农夫与农妇》（第1部1976，第2部1987）描写了梁赞州30年代推进的全面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农民一夜间必须加入集体农庄等各种过火行为最终引发了宰杀牲畜，村民骚乱等一系列流血事件。这一类作品还有别洛夫的长篇小说《前夜》（1972―1987），谢尔盖・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瓦西卡》（1987），伊万・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纪实中篇《辛酸往事》（1988）等等。此外，对卫国战争的反思，也出现了诸如格罗斯曼将战争写成两大极权间争斗的长篇小说《人生与命运》（1988），艾特玛托夫混淆敌我界限，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的长篇小说《卡桑德拉的印迹》（1994），以及阿斯塔菲耶夫通过长篇小说《受诅咒的和被处死的》（第1部，1992；第2部，1994），竭力渲染战争的不人道、战争的恐怖，抹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为界限，进而完全否定卫国战争的正义性。
回归文学
回归文学是对本该属于苏联文学整体创作潮流之中的一个复杂文学现象的总称。它从时间上分为两个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当时回归文坛的主要有安娜・阿赫玛托娃、尼古拉・扎鲍洛茨基等人的诗集；皮利尼亚克、伊萨克・巴别尔、伊万・卡达耶夫、奥丽普・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安・普拉东诺夫、蒲宁等人的小说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等文学创作。第二次浪潮始于80年代中期。此时，随着苏联实行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贯彻执行及某些政治性禁忌的打破，文艺政策的放宽，各文学报刊竞相发表过去被禁止和遭批判的作品，形成了称之为“发掘热”的回归文学的第二次浪潮。其中主要有普拉东诺夫、别克、特瓦尔多夫斯基、普里斯塔夫金、布尔加科夫、皮利尼亚克、雷巴科夫、田德里亚科夫、安・比托夫、杜金采夫、阿赫玛托娃、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创作。
《切文古尔》（写于1928―1929，小说的第一部分1927年在巴黎完成并出版）、《基坑》（写于1929―1930，1969年在伦敦出版）、《初生海》（写于1934，1979年在巴黎《回声》杂志上发表），这组普拉东诺夫创作于20年代末、30年代上半期的三部曲，是作家创作高峰之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们典型地体现出了作家的艺术天才：运用象征、隐喻、夸张、假定、不规则组合等纵放离奇的手段，在理想的激情与淡淡的幽默、辛辣的嘲讽中，将种种乌托邦空想的荒诞逼真地外化出来。
《穿白衣的人们》是杜金采夫在因为发表《不是单靠面包》受到批判后，作品长期不能面世的巨大压力下，历经二三十年创作出来的一部力作。小说标题取自《圣经》，喻指身着白衣，勇为科学献身的正直无畏的科学工作者。小说反映了40年代末期在苏联开始的生物学界李森科派对摩尔根遗传学派的迫害。
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发表后，反响空前，当时被称为近年来前苏联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这部长篇小说《新世界》杂志曾计划1964年发表第1部，但因故停发，后来作者又创作了它的第2部和第3部。小说之所以轰动在于它通过描写阿尔巴特街上的儿女们30年代的个人遭遇，揭示肃反运动前夕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正常；通过叙写党内斗争，基洛夫被杀这一历史悬案，塑造出专制
《我们》是扎米亚京1920至1921年间以日记形式写成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作家通过精心构制的这个富有讽刺意味和幻想的未来社会图景，来“预告人和人类会受到无论是机器或国家的过大权力的威胁”（扎米亚京）。艺术上体现出作家独特的印象主义风格。这是扎米亚京创作完成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代表其艺术最高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小说完稿后，在苏联被禁，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私下流传，但是很快便在国外问世：1924年在纽约出版了英文版，1927年在捷克出版了捷克语版，1929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同年，待小说的俄文版也在国外发行时，苏联国内开始了对扎米亚京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迫使作家于1931年11月离开了苏联。
异样文学
异样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悄然兴起的一股文学新浪潮。这种文学所描写的往往不是重大的、惊人的题材，而是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作品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小人物、被损害者，其精神心理特点是压抑、彷徨、怀疑、冷漠；作品的体裁样式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往往兼有故事、小说、随笔、回忆录、日记或书信的文体特征，并显示出零散化、剪辑性的特点。“异样文学”的作家们积极借鉴了意识流文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它“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社会施展的不安心灵”，仍然是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的体现。这种文学的代表作品有维・叶罗菲耶夫的《莫斯科―别图什基》（1989），叶・波波夫（1946―）的《爱国者的心灵》（1989），托尔斯泰娅（1951―）的《彼得斯》（1986）和《雾霭夜游人》（1988），皮耶楚赫（1946―）的《彩票》（1987）和《新的莫斯科哲学》（1989）等。
现代主义文学
本世纪初至2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在俄罗斯文坛曾兴盛一时，30、40年代相对“沉寂”，60年代开始复苏。但是他们有限的创作很难见容于文坛，主要作品有：瓦・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1），它塑造的主人公可称得上是苏联社会“垮掉的一代”的代表；卡达耶夫的中篇小说《圣井》（1966）、《小方块》（1969）现代派地处理了时间与空间观念；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的诗集《抛物线》（1961）等，语言奇巧怪诞，结构繁复，诗人的关注中心即是词语及结构本身；别拉・阿赫玛杜林娜的抒情诗集《琴弦》（1962）、《音乐课》(1969)则显示出这位女诗人操纵诗句乐感韵律和具有强烈隐喻性语言方面的精到典雅,超凡脱俗。
到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现代主义文学仍然是步履蹒跚。较为有影响的作品是安・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1971）和萨沙・索科洛夫70年代完成的长篇小说《傻瓜学校》。此外，1979年瓦・阿克肖诺夫、安・比托夫、法・伊斯坎德尔、维・叶罗菲耶夫、叶・波波夫等人共同编辑了一部文集《大都会》，收入包括五位编者及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林娜、维索茨基等17名有现代主义创作倾向作家的作品，但是文集当时没有通过苏联官方的审查，后来在美国得以问世。
《普希金之家》描写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既找不到自己位置，也无法在当今及未来中寻到落脚之地的困惑与迷惘。它同索科洛夫的那部以“傻瓜学校”象征封闭、停滞的外部世界，以一个生活在自我意识图画中的未成年人为主人公，以思绪的跳跃决定时间流动的无人物、无体裁的作品都被看成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苏联社会进入全面改革的80年代中期，特别是苏联解体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是人们信奉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观被击得粉碎，精神上面临着巨大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混乱无序，弥散着浓烈的种种现实威胁带来的无望的世纪末情绪。此时，在某种意义上，以归谬的手段，通过无序的叙述和松散或消亡的结构来展示现存世界非自然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很快地被俄罗斯文坛接受，成为苏联解体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如哈里托诺夫的长篇小说《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1）、弗・马卡宁的中篇小说《盖着呢子、中间放着玻璃瓶的桌子》（1992）及阿・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1992）等。
侨民文学
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至今，由于各种原因，一大批俄苏作家侨居国外，他们的创作统称为侨民文学。从时间上划分，侨民文学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月革命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时国内进行的十月革命、白色恐怖、国内战争及其它种种社会政治因素，使得许许多多的俄国文学家取道新西伯利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波罗的海的各个港口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流亡于伊斯坦布尔、布拉格、贝尔格莱德、里加、哈尔滨等地。1921―1923年在柏林形成了最大的俄侨文学中心，而后移至巴黎，自1940年起该中心转至纽约。包括的主要作家有：列・安德列耶夫、巴尔蒙特、安德烈・别雷（1923年回国）、伊万・蒲宁、吉皮乌斯、亚・库普林（1937年回国）、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伊戈尔・谢维尔里亚宁、阿・托尔斯泰（1923年回国）、娜捷日达・乔尔内，以及1921―1923年侨居国外的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鲍里斯・扎伊采夫、格・伊万诺夫、阿・列米佐夫、符・霍达谢维奇、玛・茨维塔耶娃（1939年回国）、伊万・施米廖夫和分别于1924年、1931年移居国外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等。他们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俄文报纸（在欧洲各国，1920年有138种，1921年有112种，1922年有109种；在中国哈尔滨，1926年有13种）、杂志［如：《未来俄罗斯》（巴黎）、《俄罗斯思想》（索菲亚―布拉格―巴黎，1921―1927）、《界线》（哈尔滨，1926―1945）、《帆》（上海，1931―1934）、《新杂志》（纽约，1942年至今）］，并成立了数十家出版社［如：《言论》（柏林）、《火焰》（布拉格）、《俄罗斯大地》（巴黎）］，印发了蒲宁、施米廖夫、扎依采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列米佐夫、纳博科夫、茨维塔耶娃、苔菲等众多作家的作品。
到40年代，随着希特勒铁蹄对欧洲的践踏，俄侨文学的大本营开始迁往美国。1942年俄侨文学杂志《新杂志》在纽约创刊，以出版俄侨文学为主的契诃夫出版社也相继成立。那些留在欧洲本上的俄侨作家则大多饱受法西斯集中营和战争之苦。而中国的俄侨文学中心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公开入侵东北，便自哈尔滨南下迁至上海。经过几年的兴盛，在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日益陷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后，上海的俄侨文学也开始呈衰落之势，同时战争也造成这批中国俄侨作家队伍的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移居第三国，一部分返回苏联。这样，40年代时，俄侨文学在中国已基本消亡。至此，欧亚俄侨文学最辉煌的时代――俄侨文学的第一阶段始告完结。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这一阶段越过苏联国境线汇入侨民文学潮流中的作家并不多，主要有：诗人伊万・叶拉金、小说家鲍里斯・希里亚耶夫、谢尔盖・马克西莫夫等。这批人就其才华素质、创作数量、创作的艺术水平而言，都比前一阶段的侨民文学逊色得多，但他们使走向终结的第一阶段侨民文学有了承续，有了新的内容，而且仍然同现实的苏联社会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阶段：七八十年代。这一阶段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前苏联作家移居国外的浪潮几乎都与社会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如：三次入狱、两次入精神病院的索尔仁尼琴，1972年因为在国外发表了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1974年被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因为在国外出版了短篇小说《士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及奇遇》被开除出苏联作协，而后于1980年移居国外；约瑟夫・布罗茨基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言人于1972年被逐出国境。当然这一浪潮也同此时当局对犹太公民出境的限制放宽有关，所以在大部分新侨民移居西方（美洲、欧洲）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侨居于以色列。
这时期的侨民文学主要包括：瓦・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燃烧》（1980）、《克里木岛》（1981）《冬天里的几代人》（1994），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布罗茨基那“超越时空的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评奖委员会的评语）的多部诗集及散文。在巴黎出版的侨民杂志《大陆》的主编弗・马克西莫夫的长篇小说《创世七日》（1971），沃依诺维奇的《士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及奇遇》（1969），加利奇的诗集，弗里德里赫・戈连施坦的中篇小说《赎罪》（1979），弗・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1954）、《普宁》（1957）等及58篇短篇小说，两卷集的《文学讲稿》（1980）等，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愚人笔记》（1974）以及A.库兹涅佐夫、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萨沙・索科洛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创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这些作家以前完成于苏联国内，却被禁止在苏联面世的创作。
侨民文学家的远离故土大多是由于政治原因，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创作中对国内政权制度，种种社会存在的不解、疑虑、揭露、批判、否定都占有极大的比重，其中代表作是索尔仁尼琴纪实体的长篇《古拉格群岛》等一系列的小说及政论文章，安・西尼亚夫斯基持不同政见的内心独白《合唱队的歌声》，扎米亚京的怪诞奇文《我们》，阿克肖诺夫的讽刺幻想长篇《克里木岛》，苔菲对布尔什维克极尽嘲讽的小说和杂文，吉皮乌斯对苏维埃政权的诅咒，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反苏之作。但是不管这些作家身居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也不管他们有怎样的创作观念和视点，他们终究无法摆脱缠于自身的“俄罗斯情结”。因此，几乎所有的侨民文学作家，特别是第一浪潮中的侨民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都是流亡者对俄罗斯家园深深的眷恋，失落家园的孤独、悲观、绝望，对纷繁往事的不尽缅怀，如：蒲宁作品中无可奈何的乡思、伤感和绝望的情调；创作生涯多半在国外度过的女作家苔菲作品中对俄罗斯、俄罗斯人生活和品性的溯本求源。即使是在1977年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的约・布罗茨基用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构筑的诗文大厦中，对俄罗斯故乡的怀恋之情仍是其创作主题之一。而用俄、法、英语创作，成为美国公民的弗・纳博科夫的许多诗歌、小说反映的则是他在俄罗斯度过的童年、少年生活以及俄国流亡者的心态和境遇。可以说俄罗斯是他的梦境、他的神话、他的忆念，此时他无疑是一位温情的俄罗斯式作家。同时，他和一些侨民文学家一样，向西方译介了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伊戈尔远征记》在内的俄国文学名作，应该说这也是侨民文学家们怀乡之情的一种表现。不过后来，特别是在美国定居以后，纳博科夫变得更加贴近西方社会，由此又引出了侨民文学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和表现。这方面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是最成功的代表。此外，列・安德列耶夫侨居芬兰时创作的《撒旦日记》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尼・巴伊科夫侨居中国时写就的长篇小说《大王（虎的故事）》（1936、1942）等塑造了中国猎人的形象，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东北地方色彩。
几乎所有的侨民作家在国内时就已经成名，并有了相当的成就，但在移居国外后，许多人的创作却并无更大的建树；也有一些人是在侨居国外后成了有名的侨民文学作家。如弗・纳博科夫等。
二、 帕斯捷尔纳克
生平与创作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因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配画插图而获得巨大声誉；母亲是钢琴家，其音乐才
1914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云中的双子星座》。第二部诗集《超越障碍》问世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这两部书抒发了作者对生与死、爱与恨以及人与自然一体性的独特感受，处处蕴含着他对生活的哲理思考。关于这一时期的创作特征帕斯捷尔纳克曾写道：“我尽力回避浪漫主义的造作，回避无关紧要的趣味。我不需要在舞台上高声朗诵它们……我不追求明确的节奏，不管是舞蹈式的还是歌咏式的，因为这种节奏几乎不用文字就会让人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起来……我念念不忘的是内容。我梦寐以求的是让诗本身包含内容，包含‘新的思想和新的画面’。”不追求明确的节奏，强调新颖而饱满的内容，潜心于捕捉瞬间中的永恒，这使他的诗不落俗套，大不同于当时诗坛的主导风格，但过分注重“物质的表现力”，即各种物体、现象和状态在联想上的接近，不仅导致比喻形象的晦涩（常让喻体取代喻本而充任主角），而且主题也变得难以捉摸了。
1922年面世的第三本诗集《生活――我的姐妹》有一副标题“1917年夏”，其绝大部分诗篇正是写于这一年。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间隙，俄国上下群情高涨，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开怀交谈，谈论如何才能活得像样和有意义。高涨的热情仿佛感染了大自然：“道路、树木和星星同人们一道聚会和演讲。……空气看上去也成了有名有姓的人，好像能明察秋毫，有了灵性。”这部书连同诗集《主题与变奏》（1923），使帕斯捷尔纳克一举成名，他从此进入了名诗人的行列。曼德尔什塔姆形容这些诗的特点之一是“能清喉、提气，使肺里感到清新”：“生活――我的姐妹，就在今天 / 它依然像春雨遍洒人间，/ 但饰金佩玉的人们高傲地抱怨，/ 并且像麦田里的蛇斯斯文文地咬人。”
在《第二次诞生》(1934)中收录了1931年作者高加索之行后的大量作品，其中有诗人表达对世界的感受与诗意的画面和谐一致的组诗《浪》：“倘若相信一切都有亲缘，/ 倘若平日里同未来就有结交，/ 到头来深似迷上异端邪说，/ 竟落得个出人意料的简单。”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中的真正的“第二次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乌拉尔之行引发的。30年代初期，苏联作家为展现新农村的面貌纷纷下基层收集素材，帕斯捷尔纳克于1932年去了乌拉尔，多年后他回忆道：“我在那里的所见，是无法用言辞表达的。这是一种非人的、想象不出的痛苦，是可怕的灾难，……我病了，一整年都不能入睡。”当诗意的灵感回归诗人，他对生活的艺术感受一下子变了，风格也变了。《在早班列车上》(1943)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这里文字简洁明朗，不再沉湎于过去那种晦涩、渺茫的描绘，而努力表现熙熙攘攘的人群活动。
诗歌创作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是一种心灵的需要，为了生计他也从事文学翻译，1918年至1921年出版了大量的译著，其中有克莱斯特、本・琼森、萨克斯的剧作，歌德的抒情长诗，还有德国一些印象主义作家的作品。
在2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已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史诗形式，这种史诗能够容纳主观色彩强烈的抒情内容，个人生活经历往往是这类作品的主要题材。1925年帕斯捷尔纳克着手写作长篇诗体小说《司佩克托尔斯基》，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传的成分。把历史、现实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的作品还有组诗《高尚的疾病》、长诗《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高尚的疾病》主要描写了革命和革命领袖列宁，同时还思考了新时代诗人的使命；后两部长诗则描绘了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个人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命运。帕斯捷尔纳克一方面相信革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则对革命暴力持怀疑态度。走出写景抒情的老套，关注重要的社会题材，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但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观毕竟并不十分切合。30和40年代初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艰难时期，批判他的诗脱离生活、缺乏思想性和人民性的声音此起彼伏。他被迫中断自己的诗歌创作，翻译了莎士比亚、歌德、席勒、魏尔伦和其他一些欧洲诗人的作品，还译了格鲁吉亚诗人的诗作。
50年代中期，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帕斯捷尔纳克开始编写自己的诗选，还特地写了《人与事》，打算作为该诗选的前言。诗人在这段时间写下了不少诗，大都被他收入了《日瓦戈医生》，充作主人公的创作。准备出版的诗选在手稿中题名《雨霁》。在这部诗集中能清晰地听到“解冻”带来的重逢春天和万物更新的主题（“当淫雨霏霏的日子快要结束，/ 云雾中呈露出一片湛蓝，/ 天空在云隙间多么喜悦，/ 小草儿心田里多么欢畅！”），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主题（“大自然、世界、深邃的宇宙，/ 我守护你长久的造福，/ 满怀心灵深处的颠悠，/ 幸福的泪珠滚滚而出。”），听到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哲理思考（“世纪已从回忆的监护下走出，/ 如今已该为未来把道路开拓。/ 并不是那震动和转折的本身，/ 就能为新的生活扫清道路，/ 还需要人们点燃起来的心灵，/ 所包孕的风暴、慷慨和彻悟。”）。
几乎与编选《雨霁》的同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历时8年终于完稿。整部小说最先是1957年在米兰以意大利文出版的，第二年，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传统叙事文学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不得已公开拒绝了这份奖金，而且本人还被开除出了苏联作家协会。在《诺贝尔奖金》一诗中他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我完了，像一只被围猎的野兽。/ 别处自有人在，有自由，有阳光，/ 而我身后只是一片追捕的喧嚷，/ 回顾逃出已然无望。/ …… / 即使如此，即使行将入木，/ 我相信终会有一天，/ 善意将战胜 / 卑鄙和仇恨的凶悍。”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使诗人不堪重负。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去世。
《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诗歌与散文创作的总结。小说上下部共17章。“尾声”之后的第17章是主人公日瓦戈的20多首诗作。对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长期以来分歧颇多。不赞同者认为，读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除了日瓦戈和拉拉的曲折爱情故事外并没有什么令人震撼的东西。从主题上看，小说通过日瓦戈医生一生的命运，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的种种遭遇，反映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从叙事上看，事件叙述结构陈旧，头绪繁多，几乎完全采用了传统手法；从情节上看，牵强而拖沓：主人公的相遇，都巧合似的赶在了作者需要的时候，事态的发展也完全按照作者个人的意愿；就主人公形象而言，如果习惯了传统的英雄主义作品，那么日瓦戈无疑是一个渺小、软弱、遇事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他不是革命的斗士，从未与邪恶势力展开正面交锋，既不能保护家人，也不能救助心爱的人。但这只是一种声音。在《和柏林对话》一书中塞亚・柏林称《日瓦戈医生》是“诗篇”，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是一个“写诗的时候是写诗，写散文的时候也是写诗”的作家。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分析法已容纳不了这部小说，原因在于这是一部可归之为“诗化小说”的作品，具体表现在它的强烈的抒情性和独特的自传性上。小说仿佛是以第三人称写成的抒情诗，且抒情内涵有一定的抽象性与概括性。日瓦戈在作者的笔下获得了文艺复兴式的广博知识，他是个出色的医生，同时还是诗人、学者；他对现实生活的诗意感受，对社会变革与日常生活的敏感，他的创作激情以及艺术气质，在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但同时，日瓦戈是小说的主人公，具有完整、独特的性格，他的人生经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与抒情诗的建构原则相去甚远。抒情诗不以塑造完整的性格与人生故事为目的。自传性则主要表现在《日瓦戈医生》是一部独特的“心灵自传”上。自传性作品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后者必须尊重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与事实，其价值一般首先体现在伦理方面，而自传性作品则首先在审美方面。从作者真实的人生经历看，他与主人公没有相同之处，但作者却把70年的人生感受浓缩在了日瓦戈不到40年的短暂人生中，通过这个形象抒发出自己的生命感悟。这个生命感悟其实也是小说关于个人与历史关系的主题所在。对个人来说，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在事件中选择了怎样的立场。作者看待历史事件的视角是以永恒为出发点的：如何在事件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和精神面貌，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日瓦戈为保持这种本色，极力退出战争游戏，不想加入红白两个阵营的任何一方。对人与历史关系的这种理解，可追溯到“上帝受难”的基督教观念：圣徒彼得以剑保护耶稣，耶稣却说：“争执不该刀剑解决。人，收起你的剑。”否定用武力解决矛盾，否定刀剑在真理中的作用，这正是帕斯捷尔纳克借助日瓦戈之口对重大历史事件做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