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9世纪文学（二）
第一节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概论
经历了19世纪初期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激情荡涤后，欧洲文坛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社会诸方面的冷静思虑，作家们又一次将目光注视到他们先前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来，这之中尤为突出的是表现出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和对人性卑劣的针砭。于是一种既继承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象的写实传统、又偏重于批判和暴露社会黑暗的文学思潮应运而生了。高尔基将这一文学思潮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浪子文学”、“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的全面胜利，标志这一胜利的是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法国的七月革命彻底推翻了波旁王朝长达240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建立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英国议会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工业资产阶级进入了议会，并且分享到一部分政治统治权，长期以来独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政治生活主人的趋势已不可阻挡。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使欧洲其他国家加快了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步伐。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价值规律与自由竞争支配着整个世界，金钱日益成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这种社会状况不仅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理性原则是一种嘲讽，而且使浪漫主义者所提倡的幻想和追求也显得苍白无力。人们不得不冷静地审视社会现实，客观地剖析社会弊端，认真地探讨社会出路，于是一种以务实、冷静为主要特征，以批判和暴露社会丑陋为主要内容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
其次，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取得的重大的成果，促使作家用科学的态度及整体联系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研究社会。他们往往深入到社会的底层，以社会“书记官”的身份忠实记录生活的疾苦，用缜密的论证来剖析社会的丑恶，并力图找出疗救社会的良方。与此同时，思想界新的哲学思想不断涌现，德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了“人本学说”，法国的哲学家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而法国的泰勒更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基础上提出了决定文学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理论。此外，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流行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猛烈抨击，也有助于作家们深刻认识社会和揭露其弊端。尤其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更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准备了足够的思想基础。
再次，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是自古希腊、罗马文学以来，作家们一直遵循的一种创作方法。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提倡的“反映说”，从古典主义的“类型说”到启蒙主义的典型化理论，都反映出文学与现实的直接关系。18世纪的英国小说、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和俄国的讽刺文学，则是批判现实主义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直接先驱。即使对在创作手法上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去甚远的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也不是一概排斥，如浪漫主义文学中注重心理描写和浪漫主义作家在写历史题材时注重风俗的描绘，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丰富自己的写作技巧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上述诸方面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必备的文学条件。
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本世纪30年代，其突出标志是法国作家司汤达于1830年发表的《红与黑》。从30年代到19世纪末，这股文学思潮的丰硕成果成为继古希腊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之后欧美文学的第三个里程碑。一般而言，人们将这一时期的文学分为两个阶段，即19世纪30到6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以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果戈理为代表的既猛烈抨击社会黑暗，同时又怀有深厚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伟大作家。19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末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则出现了福楼拜、哈代、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为代表的既发扬第一阶段作家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批判精神，又力图在更深层次反映生活真实的伟大作家。
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的作家，由于他们都处于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精神文化条件之中，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艺术特征。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般都十分关注所处的现实生活，力图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描绘，这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要求通过作家的主观折射的方法迥然不同。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曾对巴尔扎克说：“你描绘人类如你所眼见，我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来描绘。”乔治・桑的话清楚地区别了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客观写实的创作方法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差异。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醉心于描写非凡的人物，沉溺于杜撰奇异的故事，而是冷静而客观地描写身边的生活，深刻揭露现实生活的黑暗与罪恶，剖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关系。他们力图将文学创作看作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有的甚至明确宣称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反映时代的真实记录。如巴尔扎克就说过，他创作《人间喜剧》的目的是要写出一部反映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俗史。他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学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感兴趣的是现实生活，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既看到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又可以看到满目疮痍一贫如洗的农村和烟雾弥漫、把工人当成奴隶的工厂，即使是充满恶臭的监狱和龌龊的贫民窟也被描写到了。为了如实地再现生活，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十分注重细节的描写，甚至要求文学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司汤达认为作家应该描写“关于某一种情欲或某一种生活情境的最大量的细小的真实的事实”。巴尔扎克强调“只有细节才形成小说的优点”。福楼拜更主张“伟大的艺术应该是科学的、客观的”，认为“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不应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种对细节描写的重视，十分突出地体现在巴尔扎克身上。比如在《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里，巴尔扎克写葛朗台老头的发家史，他的动产和不动产的变化都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在《舒昂党人》中，为了使小说写得真实无误，他亲自坐着马车，按照小说女主人公玛丽所走的路线，到希列塔尼去进行实地考察。难怪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到：“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的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18世纪启蒙文学的现实主义相比，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方面致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罪恶。我们仅从他们作品的书名上就可以发现作家批判社会弊端的意图。狄更斯的一部长篇小说起名为《艰难时世》，雨果的代表作品则称之为《悲惨世界》，而萨克雷的一部小说也命名为《名利场》。巴尔扎克曾明确说过，他要准确地描写这个社会，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作品中所揭示的恶要多于善。狄更斯也说，他的创作是“追求无情的真实”。在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遗余力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揭露这个社会的利己主义的生活原则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对作品中贵族与资产阶级罪恶的代表人物更是进行有力的鞭挞。不少作家由于无情地揭示现实社会的阴暗，触怒了统治阶级，因而遭到了各种形式的打击与迫害。如列夫・托尔斯泰被开除教籍、哈代被迫放弃小说创作转而创作诗歌、果戈理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车尔尼雪夫斯基长期服苦役。对于这一现象，高尔基曾清楚地说过，“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19世纪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普遍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自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现实主义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恩格斯在总结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基础上提出：“现实主义的含义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的这番话精辟地指出了这一时期优秀作家的创作观。即在塑造作品人物时，选择和描写具有时代特征的、能够形成这些人物性格的特定环境，而在描写人物性格形成的特定环境时，又塑造出能反映社会本质的特定人物。正是由于这一互动的创作原则，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许许多多令人拍案称绝的典型人物和令人啧啧称奇的环境，并从中欣然领悟出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巴尔扎克说：“不仅仅是人物，就是在生活上的主要事件也用典型表达出来，……而这就是我刻意追求的一种准确。”巴尔扎克的这种准确正是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孜孜以求的、通过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塑造，全面真实地展示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精神风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塑造了各种典型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反抗社会、个人奋斗的人物。高尔基认为19世纪全部的文学差不多都建立在这种典型人物上面。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对当时社会的金钱统治极为不满，因此个人反抗社会与个人奋斗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加之不少作家本身的生活体验与他们笔下人物的感受和经历往往是相通的，所以这些人物在作家的笔下被描写得格外生动逼真，从而使这一大批人物形象具有十分感人的力量，成为世界文学史中不朽的典型形象。
人道主义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欧洲文学的一根主线，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他们要求尊重人的尊严，抨击现行社会对人性的压制和肢解。这一时期的作家不管在政治立场上有多大差异，但他们都用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一切社会关系。要求文学“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埋没在污泥和尘芥里面的人类尊严”。因此他们在作品中谴责社会的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要求革除社会弊端，改善人民生活。很多作家甚至以下层人民的美好品质与贵族资产阶级的恶德败行进行对比,从而呼唤社会良知的复归，并希望统治阶级以仁爱为怀，改善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强烈的改良主义意愿。他们用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去分析和洞察社会，但却往往以改良主义的思想去解决社会矛盾，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大多数表现出来的不是“以恶抗恶”的决绝的结局，就是长吁短叹的悲观主义思想。正如高尔基在肯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具有很高的价值”的同时，又指出“这个主义除揭发社会的恶习，描写家族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的个人的‘生活和冒险’外，它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正因为如此，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大多是富于揭露性、讽刺性的反面人物，或是作者寄予同情的“小人物”、“多余人”的形象，而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或成为某种抽象道德说教的传声筒。即便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个人反抗社会的典型人物，大多数也只是为改变自己的地位去反抗社会，根本不是为推翻现存的不合理的现实去抗争。当然我们不应该据此否认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存在意义，我们更应该明白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不在于作家是否指出了正确的社会出路，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它通过描写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揭露贵族资产阶级的罪恶行为，从而引起人们对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和永久性产生怀疑，这便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伟大历史功绩。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然而却呈现出一种由点到面的辐射趋势，即由法、英等西欧先进资产阶级国家兴起，逐步向东欧、俄罗斯和美洲国家扩展的发展态势。1830年法国作家司汤达发表了长篇小说《红与黑》，标志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巴尔扎克的创作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巩固和确立，他的《人间喜剧》不仅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了现实主义作为19世纪主流文学的地位。在英国，由于自17世纪40年代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至今有200来年的历史，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因而社会的贫富现象日益突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劳资冲突日益加剧，这使得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关注的题材多为反映下层人民的悲苦处境和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劳资矛盾，作家笔下的人物也多为小市民、贫苦的家庭教师、破落人家的子弟、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等。由于这些人物多是为争取个人独立地位和生活权利而抗争，并不思考如何推翻不合理的现存制度，因此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一种改良主义和带有感伤主义气息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狄更斯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德国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到了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工业开始加快了发展步伐。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长期落后的德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加之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德国人民开始觉醒。对国家的分裂状态和落后的封建统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不断地掀起反抗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1848年柏林的三月起义是德国工人阶级觉醒的重要标志。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昭示着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此将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下走向新的高潮。德国文学在30年代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的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以批判
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是继法、英两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后，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学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19世纪60年代以前，当西欧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候，俄国还处于专制农奴制的野蛮统治之下。极其腐朽的社会状况使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透析出一种拯救祖国的神圣使命感。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其作品的主要锋芒直指俄国沙皇政权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经济上的农奴制度，这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乌克兰的民族作家果戈理，他所创作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将俄罗斯社会的丑恶嘲笑了个够，塑造了俄罗斯乃至人类社会弊端的不朽的典型形象。随着文学对社会批判的不断深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在挖掘了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两大病害”后，又将文学引向寻求正面人物的领域，即完成了从塑造“多余人”到“新人”形象的任务，在这方面屠格涅夫是最发人深省的伟大作家。一般而言，19世纪的俄国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60年代前剖析俄罗斯社会要害的“谁之罪”文学，60年代后探讨俄罗斯社会出路的“怎么办”文学。在第一阶段里，俄国出现了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大批称誉世界的作家。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中期虽然占主要地位，但在西欧许多国家内浪漫主义文学还在继续发展。在法国，以雨果、乔治・桑，大仲马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仍然取得了较大成就；在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中渗透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在德国，海涅的不少诗歌中浪漫主义的幻想因素是同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俄国，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在莱蒙托夫那里得到了深入的发展。不过，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多都受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浪漫主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渗透了批判黑暗现实的因素，这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此外，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萌芽，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被人重视。
第二节法国文学与巴尔扎克
一、 概述
19世纪中期，特别是30和40年代，法国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繁荣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互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1830年雨果所写的戏剧《欧那尼》演出成功，盘踞在法国舞台上达200多年之久的古典主义戏剧从此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表现人的正常激情和对生活真实渴望的浪漫主义戏剧，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同年，司汤达的《红与黑》正式出版，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批判和揭露现实丑恶的创作方法诞生了。第二，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都经历过浪漫主义的创作阶段，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浪漫主义文学所特有的激情；而浪漫主义作家因受到批判现实主义日益彰显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加入了对现实黑暗不满的批判意味。两者的交相呼应，使法国这一时期文学成为了世界文学园地的一朵奇葩。不过，就时代的先锋意识而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则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
用现实主义一词来指称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美学观和创作方法，是日后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任务，而在当时要承认自己为现实主义作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不管是司汤达还是巴尔扎克当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一次明确用“现实主义”来指称自己创作主张的，是19世纪法国画家库尔贝。他声称：“绘画艺术只包括画家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事物。”《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由于他的艺术观点是向官方学院艺术挑战，因此他声称“现实主义流派”的画展遭到了官方的封杀，他的优秀绘画作品也受到了嘲弄和诋毁。随后，库尔贝有关现实主义的概念被移植到文学领域中，人们把那些努力准确地再现生活的作品定义为现实主义文学。从此“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文化界开始盛行起来。
法国19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承继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充溢着人文精神的批判意识传统。从拉伯雷的《巨人传》中，人们会清楚地体认到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宗教愚昧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弊病的针砭。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直接思想渊源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到伏尔泰的《老实人》，从狄德罗的《修女》到卢梭的《新爱洛伊斯》，我们都可以看出启蒙思想家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指责和控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要做的工作是将这种批判建立在更广泛的领域中，表现得更为激烈，观察得更为细微。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前期代表作家主要是司汤达、梅里美和巴尔扎克。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是都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如巴尔扎克还亲自参加了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登上法国剧坛的“欧那尼”决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强烈的激情，情节故事多带有较强的戏剧性。但是这三个作家在创作中却又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在以文学为武器批判法国社会弊端的前提下，司汤达多从政治角度介入生活，巴尔扎克多从经济角度介入生活，而梅里美则多从伦理道德和人性角度介入生活。
司汤达（1783―1842）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原名叫亨利・贝尔，司汤达是他的笔名，这是德国一个小城的名字，该城是德国18世纪著名艺术评论家温克尔曼的故乡。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有精湛的研究，司汤达采用这一笔名，表现出他对古代文学艺术的向往。
1796年，小贝尔进入当地的中心学校读书，这里的老师多是拥护大革命的新派教师，尤其是一位数学老师对他影响很大，他经常给学生讲大革命时期的事情，这不仅培养了司汤达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还使他培养了一种注重现实的求实性格。1799年，司汤达从学校毕业后，经人介绍，在陆军部谋到一个职位，从此他跟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直到1814年这位资产阶级皇帝失败为止。在这段时期内，他亲身经历了拿破仑与欧洲封建君主国之间决定“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的斗争。1800年，他随军来到意大利，亲眼目睹拿破仑“唤醒了这沉睡的民族”，感受到人民对革命的热烈欢迎的态度，同时也接触了文艺复兴时期优秀的艺术品，培养了他对艺术的兴趣，这段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01年底，他辞去军务，回到巴黎，开始他的读书生活并准备从事写作。他大量阅读各种书籍，特别是接受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合理利益”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总是渴望追求幸福的，社会应该满足这种个人意愿。这成为他小说创作思想的基本支柱。1806年，他应表兄的邀请重返军队，并受到拿破仑的重用。1812年，他随拿破仑的军队进攻俄国，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大火和拿破仑的失败。他对拿破仑一方面抱有崇敬心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拿破仑的局限。他肯定拿破仑在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打击欧洲反动封建势力方面的英雄业绩，也批评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拿破仑的最终失败使他产生了幻灭感，他说：“1814年4月，拿破仑和我一起垮台了。”从此，司汤达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司汤达因为和拿破仑的关系，被“扫地出门”。只得离开法国巴黎前往意大利米兰，在这里生活了七年。司汤达很珍惜意大利的这段生活，经常以米兰人自居，甚至在他的墓碑上叫人刻上“米兰人”的字样。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开始其创作生涯。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游记和传记，在写作《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这部游记时，他第一次使用了司汤达这一笔名。1821年，由于他和意大利烧炭党人的紧密关系，他被当局驱逐出境，不久返回巴黎。在巴黎期间，司汤达生活相当拮据，法国的现实生活引起他更大的嫌恶，他经常出入自由派的文化沙龙，评论时事，在这些场合，他以大胆而又深刻的反复辟思想著称。这段时间内，写作是他的主要兴趣。1822年，出版《论爱情》，1823年发表音乐家评传《罗西尼的一生》，1823到1825年，司汤达还写了一系列讨论浪漫主义的文学论文，这些论文以后收集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一书中，这部书后来被认为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19世纪20年代，在法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古典主义，司汤达早在意大利旅居时，就全力支持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要求摆脱古典主义对文学的束缚。回到法国定居后，正遇上法国发生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围绕着拉辛和莎士比亚的论战。古典主义以拉辛为旗帜，浪漫主义以莎士比亚为旗帜，司汤达参加了这场论战，发表了《拉辛与莎士比亚》这部理论著作。这部文学评论集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于1823年，共三章；第二部分写于1825年。在书中他以假设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通信形式，批驳了当时法兰西学院对浪漫主义的攻击。司汤达在这本书中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有它们独特的定义，他认为古典主义是因循守旧、专门模仿古人，专门为祖先写作的，而浪漫主义则是表现自己的时代，其创作是面向今天的。他在用这种定义去衡量作家时，并没有把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大师们都列入他所认为的古典主义行列中去，他不仅把表现了自己时代的莎士比亚称为浪漫主义作家，而且还把拉辛也列入浪漫主义作家中，因为他表现了法国当时的风尚。司汤达主张文学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反对盲目模仿。即使对莎士比亚也不应该去摹仿，而是要学习他观察、研究、反映自己时代的方法。具体地讲，就是学习莎士比亚描绘自己时代生活的“朴素真实的细节”和“人类激情中最细腻的千变万化”的方法。这里，司汤达实际上站得比当时任何一个称颂浪漫主义的人都高，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他后来的创作实绩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
1827年，司汤达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从此，他开始了小说创作的生涯。这部小说从作者反映社会现实的意图来说，可以被认为是写作《红与黑》的前奏。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一八二七年巴黎沙龙的几个场景》，从这一标题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的创作意图：即描绘复辟时期法国贵族阶级生活的风俗画。小说以波旁王朝1825年颁布法令以10亿法郎作为给在大革命中遭受损失的贵族的赔偿金为背景，描写了贵族青年奥克塔夫与其被收养的表妹阿尔芒斯的一场爱情悲剧。小说虽然主要是写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但是读者看到的却是贵族阶级企图扭转历史车轮的行为和惶恐不安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塑造了奥克塔夫这个封建贵族的叛臣逆子，说明了法国大革命后，甚至连贵族阶级内部也有人认识到复辟是多么不符合时代要求。虽然作者把哈姆莱特式的忧郁和拜伦式的反抗放在一个复辟时期的青年男女身上是缺乏生活基础的，但是这部小说却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司汤达已经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只是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
1829年，司汤达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瓦尼娜・瓦尼尼》，这部小说是以作者当年在意大利的生活为题材，以一对青年人的爱情为线索，反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运动。小说描写青年烧炭党人彼德罗在一次越狱时，遇到了贵族小姐瓦尼娜・瓦尼尼，瓦尼娜愿意抛弃自己的门第、财产和彼德罗结合，但彼德罗为了民族解放斗争而毅然离开了这位富有激情的富家女子。瓦尼娜为了达到让彼德罗重新回到自己身边的目的，出卖了彼德罗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当彼德罗得知真相后，毅然同瓦尼娜决裂了。
1830年，司汤达出版了《红与黑》这部被誉为西欧批判现实文学的奠基作品。小说以法国王政复辟王朝为时代背景，以主人公从19岁到23岁短暂的生活道路为主要内容，以作者对社会黑暗强烈控诉的罕有激情，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旷世之作。主人公于连・索黑尔是法国维立叶尔小城一家锯木工场主的儿子，从小受到父亲和兄弟的歧视与虐待，他聪明好学，有过人的记忆能力，能把整本《新约全书》和《教皇传》背得滚瓜烂熟。拿破仑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为“世界主人”的经历，使他萌发了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他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到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在这里他第一次品尝到受人尊重的滋味。不久他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暧昧关系，事情败露后，他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贝尚松神学院。在这里他体验到宗教的黑暗与恐怖，尽管他并不相信宗教，可是他收敛起自己的高傲，处处小心谨慎，伪装成虔诚的样子，博得院长彼拉神父的欢心，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当他认为可以顺着这条披黑袈裟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由于教派斗争，彼拉神父被迫下台，他不得不来到巴黎。由院长举荐成为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这是他摆脱宗教幻想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一次转折。在这里他的个人奋斗的理想出现了最大的危机，他性格中妥协的一面得到了最大的暴露，他掩盖起天性中对贵族阶级的蔑视，逐渐得到了木尔侯爵的信任，并且在反动贵族企图镇压革命的行动中，充当贵族的走狗。在这里，他还用计谋诱骗了木尔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小姐，迫使木尔侯爵封官赠款给他。就在他志得意满，开始做30岁当司令的美梦之时，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来了，于连梦寐以求的愿望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于是他在盛怒之下，奔往维立叶尔城，朝德・瑞那夫人连开两枪，最后以蓄意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红与黑》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政治内容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许多人太注意于连的爱情遭遇，这未免有些辜负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司汤达在小说的第52章通过一个出版家的嘴说：“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你的书也就不再是一面镜子，像你所要求的了。”他甚至为小说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八三○年纪事》，可见司汤达是十分关注法国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并极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去表现它。
作品首先表现出19世纪的法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渗透到每个角落，唯利是图成风，金钱成为人们行动的惟一准则。小说中写到当德・瑞那市长得知自己的妻子与于连有染时，开始时怒发冲冠，可到后来，想到妻子即将是富有的继承人时，也就甘愿忍受羞辱，甚至当于连轻蔑地拒绝他给的上路费时，竟然泪如泉涌，与他拥抱告别。贵族阶级是这样，平民阶级也是如此。于连的父亲从小对于连十分厌恶，知道儿子杀人坐牢后，在狱中大骂儿子败坏家门，可当于连告诉父亲他有钱时，父亲则一改暴躁的面孔，和颜悦色地称赞儿子有孝心。其次小说还表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贵族与资产阶级争权夺利的社会风貌。在维里叶尔小城，保皇贵族德・瑞那市长和贫民济养所所长哇列诺是两大实权人物，德・瑞那依靠贵族力量爬上了市长宝座，可是资产阶级暴发户哇列诺却虎视眈眈，千方百计要谋取市长位置。两人明争暗斗，哇列诺最后依靠教会的力量，终于击败了德・瑞那，当上了市长。小说形象地描绘了这场斗争，表现出贵族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步步逼攻之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一社会现实。另外，作品还表现了法国贵族阶级的腐朽本质和狰狞的面孔。司汤达说：“贵族阶级是一个最缺乏生命力的阶级，又是一个最会装腔作势的阶级。”在小说中，作者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嘲弄到木尔侯爵客厅的贵族都是些“漂亮的混蛋”、“带勋章的恶棍”。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作品还通过玛特儿小姐对贵族的看法来表现贵族阶级的垂死本质。面对贵族公子对自己的美貌垂涎三尺，玛特儿小姐对这些人不屑一顾，对她来说最有吸引力的竟然是平民出身的于连和被判处死刑的意大利烧炭党人。小说一方面写出贵族阶级的极度无能，另一方面又描写了贵族阶级行将灭亡的狰狞面孔。小说的第51到53章描写了贵族阶级在革命行将到来之际，商讨如何镇压革命的秘密黑会。这些平时温文尔雅的贵族此刻却凶相毕露，大有不置革命者于死地决不罢休的气势。这一描写把小说的政治意义推向了高峰，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品在对法国社会黑暗大张鞭挞的同时，对反动的宗教也充满了强烈的憎恶。小说详尽地描写了贝尚松神学院是一座“人间地狱”，这里到处充满了阴谋与恐怖，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个个勾心斗角，企图置人于死地。此外这些手辣心狠的学生同时又深受宗教的毒害，于连经常看到墙上用黑炭写着：“把60年的苦修苦炼，和天堂的永恒欢乐或地狱的沸腾油锅的永恒痛苦，放在天平上称一称，算得什么。”看着这些个个面黄肌瘦、气息奄奄的同学，于连也不免由厌恶转为同情。
作品最成功的是塑造了于连这一人物形象。小说取名为《红与黑》，很大程度上是喻指于连的人生道路与个人追求。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于连的内心独白，“假如我早生20年，我也会像他们一样穿上军装。在那时，像我这样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在30岁做上将军；现在的事实是，穿了这件黑衣，到40岁的时候，可以得到10万法郎的年俸和兰绶的勋章。”司汤达通过主人公之口的叙述，诠释了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真实意图。但是从更深的内在含义来看，“红”不只是指于连想取得军功、扬名的幻想，同时也展示出他心灵深处有一股火样般的进取力量，一股往高处涌流的狂奔不止的热血；“黑”不光是指复辟王朝的黑暗，于连作为神学院学生的服饰，而且还指虚伪的黑暗势力在于连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以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侵犯他人利益的野性力量。
于连短暂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走过一条这样的道路，即经历了反抗――妥协――反抗。这个平民出身的有才能的青年，对拿破仑抱有极大的热情，无限地缅怀那个凭才能青云直上的时代，可是波旁复辟王朝的黑暗现实，堵塞了这条个人奋斗的人生之路。他要反抗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可是他的反抗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的，他一方面鄙视贵族阶级的卑劣无能，另一方面又想跻身贵族行列。这种个人主义的反抗很容易导致满足与妥协，再加上他性格中的矛盾与分裂，使得这位具有强烈平民意识的青年每每陷入社会的泥淖之中。他在反抗现实的道路上挣扎着，虽然时有反复，但最后还是恢复了反抗的性格，他清醒地认识他所羡慕的“上流社会”，是不会允许不属于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下等人”闯入其特权领地的。在法庭上，他愤怒地讲道：“我爱真理，但真理在哪里？到处是伪善，至少也是欺诈，甚至最有德性、最伟大的人也不例外。”他自慰地说：“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总之，我不过是一个人……但是我并没有被风暴卷去。”这是于连走完他23岁人生道路时留下的遗言，也是他作为平民阶级的一员向复辟时期法国黑暗社会提出的强烈控诉。在欧洲文学史上，这种个人对社会的反抗，于连无疑是最早的一个，他的反抗也使他成为具有强烈悲剧意义的人物。
1830年七月革命后，司汤达被法国政府任命为驻意大利里雅斯特的领事，奥地利当局因为他激进的政治态度而不同意这项任命，于是被改任到教皇管辖下的意大利滨海一个小城任领事。在这里，司汤达处处受到教皇密探的监视，郁郁不得志，于是他把精力投入到写作之中，从这时起直到逝世，司汤达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吕西安・娄凡》和《巴马修道院》。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这部小说和《红与黑》一样，表现出作者对法国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对政治斗争的敏锐感受；所不同的是，《红与黑》是反映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斗争，而这部小说是表现七月王朝的社会政治斗争。《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小说受到了巴尔扎克的称赞，是司汤达生前得到承认的惟一作品。1841年，司汤达请假回巴黎治病。第二年3月20日在巴黎外交部门前中风倒地，被救回到寓所后，于当晚逝世。在他的墓碑上用拉丁文刻上他生前拟定的几行字：“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司汤达是法国大革命后第一个写自己时代的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从政治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关系，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他注重心理描写，细致地描摹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以上两点，构成了司汤达最显著的创作特点，也是他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由于他是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兴起的背景下第一个运用现实主义原则写作的作家，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不免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比如主要人物一般都具有浪漫主义激情和强有力的性格，作品的情节跌宕起伏，描写异国情调等等。司汤达的创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这就是习惯于用爱情题材来表现当时的政治活动，无论在其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中都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尤其是他把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爱情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不少研究者把他的小说视作爱情心理学的范本。司汤达生前文名寂寞，只得到少数几个作家的赏识，可是他对自己作品的价值是满怀信心的。他曾经说过要到1880年才会有人读他的作品，到1935年他才会被人理解，他是为“20世纪而写作"的人。历史果然给了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以应有的地位，他作为最重要最有才华的西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的地位早已得到了公认。
梅里美在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最初是一个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作家，自1822年结识比他大20岁的司汤达后，受其影响转向现实主义，但在他的作品中仍然留有对强有力个性的浪漫主义式人物的描写，他是一个很好地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为一体的作家。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有一个突出的倾向，这就是作家喜好从道德角度去描写社会，同时又在描写过程中采取一种超脱、冷酷的态度。
梅里美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擅长于绘画，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梅里美从小培养出对艺术精微的鉴赏能力，另一方面，父母不关心政治，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19世纪最初几十年复杂多变的法国政治风云，这对作家日后形成若即若离的处世态度也产生了影响。以上两方面在梅里美的创作中明显地流露出来了。梅里美的创作开始于法国复辟时期，他写过抨击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戏剧、历史长篇小说和诗歌，但主要是以中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在这方面的作品还不到20篇，但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认为是莫泊桑之前西欧最主要的中短篇小说家。
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基本上可以1830年7月为界，前期作品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作者的爱憎态度也流露得比较清楚，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马第奥・法尔哥纳》和《塔曼果》。《马第奥・法尔哥纳》的篇幅极短，只有一个情节，可是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法尔哥纳是科西嘉岛上一个强悍粗犷的山民，为人豪爽、讲义气，在当地赢得了好汉的名声。某天，他外出未归，一个被官府追捕的“匪徒"逃到他家中，央求他儿子将他藏起来，并以一枚五法郎的硬币为交换条件。不久追捕的官兵来到他家，在一番恐吓后，准尉使用了悬赏的方法，用一块价值10个埃居的银质挂表，终于引诱他儿子将“匪徒"交出来了。就在官兵将“匪徒"捆绑起来之际，马第奥夫妇外出回来，“匪徒"冲到法尔哥纳面前破口大骂。法尔哥纳在问清原委后，从家中操出枪，将自己惟一的儿子抓起来，走进森林深处，亲手处死了自己的儿子。法尔哥纳这个人物在文学上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他是一个野性十足的山民，在统治者眼中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不法者，可是作家却让这个不法者充当“法官"，来审判他认为的“不法"之举，这个傲视法律的执“法"者，在当时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中，散发出一种淳朴豪迈的气息，也体现出梅里美自己与当权者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
梅里美后期的中短篇小说也是以两部作品为标志的，一篇是《高龙巴》，另一篇是《卡门》。这两篇小说与前期一样，侧重于抨击统治阶级的法律和道德，这两部小说本身又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都刻画了性格开朗、作风泼辣、带有几份野性的女性形象。《卡门》是梅里美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女主人公卡门是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个聪明、美丽，十分任性、独立不羁的波西米亚女郎，小说开始时，她的公开身份是卷烟厂的女工，实际上是一个走私集团的耳目。在一次争吵中，她用刀砍伤了一个女工，担任厂警卫工作的唐・若瑟奉命押送卡门去监狱。在路上她引诱唐・若瑟放她走。若瑟觊觎她的美色，当场放她走，因此受到监禁一个月的处分。出狱后若瑟又遇到了卡门，卡门为报答他，成了他的情妇。若瑟由此也参加了走私集团。不久，卡门的丈夫从监狱中逃出来，此人手辣心狠，若瑟十分厌恶他，加之想独占卡门，所以在一次决斗中打死了他，并劝说卡门和他一起离开这里，遭到了卡门的拒绝，他只好继续留在走私集团里。不久，他发现卡门又有了新的相好，若瑟十分难过并哀求卡门继续爱他，在遭到断然拒绝后，若瑟狂怒不已，把卡门砍死，自己也准备自首，以求一死。
卡门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有不少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她又不是单纯的邪恶形象，她是这个罪恶社会的叛逆者，是以“恶”的形式来蔑视和反抗这个社会的，所以，她成为一朵“恶之花”。她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热爱自由和忠于自己，这种忠于自己成为她特有的道德原则，任何劝说和威逼都改变不了她的决定，即使是以死相威逼，她也毫不让步。这种用生命为代价来坚持个性自由和忠于自己的行为，成为卡门最醒目也最吸引人的标志。
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以独特的道德原则来反抗或蔑视社会的正统道德观念，他（她）们身上都带有几份野味，这些人物在文学人物走廊中，组成了一群独特的人物群体，令人惊羡不已，过目不忘。梅里美的小说结构颇具匠心，有时篇幅极短，而容量极大（如《马第奥・法尔哥纳》），有时层次繁多，然而叙述得明快流畅（如《高龙巴》），有时则利用讲故事人的口吻，絮絮道来，娓娓动听（如《卡门》）。作者采用的叙事方式，往往是让自己与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竭力避免表现出个人的爱憎。凡此种种，都构成了梅里美精致的艺术风格。
二、 巴尔扎克
生平与创作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间喜剧》是人类文学宝库的擎天大柱，他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西欧最重要的文学艺术大师。他所创作的90余部小说几乎囊括了法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之中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对金钱的描写。“金钱问题是他最得意的题目”，可以说他的《人间喜剧》“创造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他对金钱的绝妙描写，既来自当时法国社会对经济利益的高度关注，也来自他一生追逐金钱和备受金钱煎熬的切身感受。他用他的笔忠实地记录了法国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和人情世态，极大地拓展了小说艺术的描写空间，他的更大贡献还在于把小说创作提高到社会研究的高度，为此他把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职能融为一体，从而使小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艺术形式。巴尔扎克的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的杜尔城，他的真实姓名应该叫奥诺雷・巴尔萨，这是一个平民姓氏。他的父亲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发户，精力充沛、善于理财，可在与上流社会打交道时，他深为自己的平民姓氏感到苦恼，于是他自作主张，认为他的家族和法国中世纪的骑士巴尔扎克家族沾亲带故，毅然将自己改为巴尔扎克。这种热衷于金钱的思想和攀附贵族的意识，对幼小的巴尔扎克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巴尔扎克幼年时期生活散漫，喜爱幻想，八岁时被父母送到远离家乡的寄宿学校读书，在老师眼中他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正是这种受到家庭遗忘、老师斥责的磨难，铸成了巴尔扎克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他日后呕心沥血打造“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奠定了基础。巴尔扎克最大的喜好是读书，在书籍的王国中，这位注定要和文学打一辈子交道的人找到了无穷的乐趣。
1816年，在结束中学生活后，巴尔扎克按照父亲的意愿进入大学攻读法律，可是他却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旁听文学课。他的母亲则要求他一边读书，一边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以填实他全部的空余时间。这时正值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社会充满了腐败与黑暗，这家事务所每天都要受理各色各样的案件，这使得巴尔扎克通过事务所这个窗口看到了千奇百怪的巴黎社会。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1819年，这三年是巴尔扎克开始认识生活的三年，也是他日后创作积累丰富素材的三年。
1819年巴尔扎克顺利通过了法学院的各种考试，律师事务所也决定正式录用他，父母也开始为这个平庸的儿子能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而暗暗庆幸，此时巴尔扎克却宣布他要去当一名作家。这种选择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但是倔强的巴尔扎克至死不从，于是全家在反复商议后作出一个双方让步的决定：给他两年的“作家”试验期，如两年内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作家才能，则无条件回到事务所去和那些卷宗文本打交道。两年后，巴尔扎克交上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他写出的诗剧《克伦威尔》使任何人都不满意，法兰西学院的一位院士在看过他的剧本后说：“这位作家随便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从事文学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初次“作家生涯”的挫折并没有打消巴尔扎克从事写作的决定，否则人类将会失去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从1819年到1828年是巴尔扎克历经磨难和创作探索的10年。初次创作的失利，首先使他意识到生活来源的丧失对一个人是多么痛苦。对金钱的需求，使他将作家的声誉暂时放在一边。他不得不迎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写了10多部不署他真名的应景小说，这些作品使他日后羞愧不已，以至于在1842年发表的《人间喜剧・前言》中，他竟郑重声明：“用我的名字发表的作品我才承认是我的。”应景小说的发表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金钱，于是他想去经商道路上试试他的运气，他出版过古典名家精致的袖珍本，办过印刷厂和铅字厂。每次都以为会财源滚滚，结果却大失所望。到1829年，巴尔扎克的债务已高达6万多法郎。债主整天向他讨债，他不得不经常变换住所以躲避债务。正是这笔债务的压力，迫使巴尔扎克一辈子勤奋写作。他对金钱有着强烈的要求，同时又渴望出名，可以说这种渴望的煎熬和受金钱逼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比巴尔扎克体验得更深。这10年经商、借债、挣扎、奋斗的历史，使巴尔扎克更加看清了法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追逐金钱的失败记录、终生拖累的巨额债务，使他丧失了在经商道路上的竞争勇气，巴尔扎克又重新回到了书房，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充满了自信。在他书房的一座拿破仑半身像上，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豪言壮语：“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将用笔来完成。”
1829年3月巴尔扎克第一次用真名发表了长篇小说《舒昂党人》。小说是以现实主义方法写成的，它标志着巴尔扎克的创作从此走向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从这部作品始，巴尔扎克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人间喜剧》的建构工程。研究者一般都将巴尔扎克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从1829年到1834年是巴尔扎克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共发表了42篇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精品大都创作于这一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驴皮记》和《欧也妮・葛朗台》是最重要的作品，这两部作品一发表即在法国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这更加激发了巴尔扎克的创作欲望，从此他笔耕不辍，奋笔疾书。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书信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一天的时间安排：“从半夜到中午我工作，就是说要在椅子里坐上12个小时，全力以赴地书写、创作。然后，从中午到四点修改校样；五点半我才上床，半夜又起来工作。”巴尔扎克就是靠着这种罕见的勤奋精神，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
在这一阶段，巴尔扎克产生了把自己的作品连为一体的想法。1830年他把已经发表的部分小说结集出版，取名为《私人生活场景》；1833年，他用《19世纪风俗研究》为名概括他的全部创作，并与出版商签订了出版合同；1834年，他授意朋友达文在《哲理研究》上刊载了一篇序言，首次透露出他写作《人间喜剧》的总体构思。同年，他在给
从1835年出版《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进入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从1835到1841年，他一共创作了70多部小说，以中篇和长篇最为重要，其中《高老头》与《幻灭》最为耀目。《高老头》是《人间喜剧》的奠基作品，这部小说既秉承了巴尔扎克孜孜以求的作品主题――揭露金钱的罪恶本质，又创新地运用了人物再现法的写作方法，把《人间喜剧》的全部小说连成一个整体。《幻灭》则通过书中主人公吕西安的生活历程，揭露了法国社会从外省到巴黎，从新闻界到文化界无一不在金钱的魔影之下的丑陋现实。巴尔扎克集史学家的忠实记录、哲学家的深刻思考和文学家的形象描绘于一体，把奔放的热情与冷峻的哲理化为一体，使人们既看到历史的现实，又领悟到人生的哲理。
巴尔扎克创作的第三阶段是从1842到1848年，这一阶段是他系统写作与出版《人间喜剧》的重要时期。1841年巴尔扎克与出版商签订了出版16卷本《人间喜剧》的合同，于是他加紧了对旧作的修订和新作的写作，这一时期他发表的重要作品主要有《搅水女人》、《交际花盛衰记》、《农民》、《贝姨》和《邦斯舅舅》等。1845年，巴尔扎克曾在《人间喜剧总目》中计划写140多部小说，可是长时期的紧张生活和为刺激疲惫不堪的身体而大量饮用咖啡，终于击倒了这位曾经身壮如牛的文坛巨子。巴尔扎克在他刚刚度过51岁生日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皇皇巨著，全部作品犹如一座宏伟壮丽的大厦，可以看到19世纪前半叶法国社会的“风俗史”。巴尔扎克的创作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就是要“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划性格，选择社会上的主要事件，结合相同的性格特征糅合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为了做到这一切，巴尔扎克选取了与司汤达的政治角度和梅里美的道德角度不同的经济角度切入社会。他相信经济对社会的制约，喜欢从财富的占有中寻找人物行动的依据，擅长大量引用数字来说明社会的变异，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③《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页。
由90余部作品组成的《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③。巴尔扎克在这里用他那如椽之笔给我们书写了一部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画卷。
首先，《人间喜剧》再现了法国封建贵族的衰亡史。在《古物陈列室》中，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正式摆开了对抗阵势，结果以德・埃斯格里荣侯爵为首的旧贵族集团，在以工商界领袖古瓦西埃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攻击下落得个损了夫人又折兵的悲惨下场。在《苏镇舞会》中，我们读到了波旁复辟王朝的模范忠臣德・封丹纳伯爵迫于潮流的发展，让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和资产者联姻，而他的小女儿爱
其次，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塑造了一批本质一致但性格各异的资产者，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形象地了解资产阶级从原始积累到金融资本的罪恶发家史。在《高利贷者》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嗜金成癖，铁石心肠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这个自诩为“无人知晓的国王”，除了金钱之外，不相信任何原则。尽管他住在一所寒酸的房子里，外表也很寒碜，可是由于他拥有大量的金钱，因此那些衣着华丽的贵族却在他面前卑躬屈膝。他认为：“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实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金钱。金钱代表了人间一切的力量。”在《欧也妮・葛朗台》中，这位拥有1700万法郎的葛朗台在贪婪方面和高布赛克并无差别，但在发财手段和方式上却比高布赛克高明得多。在《纽沁根银行》中，银行家纽沁根是比葛朗台更进一步发展的资本家，他对资本周转的作用理解的很深。由于他贪得无厌，正常的银行业务已经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于是他就采用倒闭的方式使无数储户上当，他前后三次倒闭，使无数人倾家荡产。就这样，到复辟王朝后期，他成为人人公认的“欧洲最伟大的金融家"。从上述三个资产者的发迹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血迹斑斑的发家史。
第三，巴尔扎克在描写贵族阶级的衰亡史和资产阶级的发家史的同时，还为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巴尔扎克用他那生花妙笔生动地诠释了这之中的深刻含义。我们仅从夫妻关系，父女关系和朋友关系三个方面的描写，就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如何深恶痛绝的。《夏倍上校》中夏倍被误传为阵亡，其妻就兴高采烈地改嫁他人，“死”而复活的夏倍要求恢复他的真实身份，遭到妻子的强烈反对，最后只得屈从，变成疯痴呆傻的乞丐。《欧也妮・葛朗台》中
《人间喜剧》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不仅因为其规模宏伟，内容丰富，还体现为具有现实主义艺术特征的巨大成就。巴尔扎克的创作不去直接描写重大的政治事件，也不用虚幻的构想去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他的作品就像是一幅幅朴实自然的风俗画，在逼真准确的背景之下，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创作范围不外乎是家庭的盛衰、夫妻的聚散、配偶的选择、骨肉的分离、个人的升沉和财产的得失等等。可是在这些琐碎细微的描写上，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跃。巴尔扎克小说的成就还在于他把小说创作提高到社会研究的高度上。他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研究”，于是他把作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职能融为一体，用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剖析隐藏在人们活动后面的激情，终于找到了支配这一切的力量和内部规律，这就是金钱统治一切。他通过描摹人们在金钱支配下的种种生活，揭示出资产阶级日趋得势和贵族阶级日趋灭亡的历史趋势。他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巴尔扎克的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巴尔扎克小说创作艺术成就中最令人折服的是对典型的塑造。现实主义最大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在这方面的意识是自觉的，他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这样说：“不仅仅是人物，就是生活中的主要事件，也要用典型表达出来。……而这就是我刻意追求的一种准确。”在典型环境的描写方面，巴尔扎克特有的详尽而准确的描写，有时到了令人腻烦的地步。他描写城市面貌、描写农村风光、描写街道楼房、描写沙龙内室、描写招牌张贴、描写家具饰物……可以说万事万物，无一不在他的描写范围之内。为了使这些描写真实可信，他不惜亲自去实地考察。有时他的描写和真实生活的环境毫无二致。也正是在这些准确而真实的环境描写中，人物性格的展开和故事情节的演化才具有真实可信的条件。在典型人物的塑造方面，巴尔扎克运用了描写人物外形和人物对话等手法，使人物栩栩如生。尽管有些人物极其相似，但绝不可能雷同，譬如同是野心家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两人都具有聪慧的天资和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在堕落的道路上都有过犹豫和矛盾心理。但是吕西安浅薄的热情和软弱的意志是构成他悲剧下场的主要内因，而拉斯蒂涅善于察言观色，每前进一步，都仔细权衡利弊，再加上他决心“下地狱”的意志，使他在污浊的社会中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在塑造人物方面，巴尔扎克的人物再现法有着首创的意义。这种方法是让一个人物在不同小说中多次出现，每次出现只描述这个人物的一段生活历程，连串起来即形成该人物的全部生活内容。这样不仅可以让读者看到人物的生活全景，更能将《人间喜剧》连为一个艺术整体。
发表于1835年的《高老头》是巴尔扎克最著名的作品，这部作品通常被认为是《人间喜剧》的序幕。这是因为在《高老头》中，过去作品中各自独立的情节被扭结在一起，过去作品中的人物又再现出来，在以后的作品中情节互相交错，人物不断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老头》被视为是《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线索都作了精心的安排，在思想内容上，它展示了《人间喜剧》的中心图画；在艺术成就上，它标志着巴尔扎克现实主义风格的成熟。
《高老头》描述的是一个来自外省的破落贵族子弟拉斯蒂涅来到巴黎，居住在一个下等人的旅馆伏盖公寓里，起初他还想勤奋读书，可是灯红酒绿的巴黎现实使他萌发了急欲摆脱贫困进入上流社会的想法。他看到同住在一个公寓的高老头从刚来时的神气活现，到最后被两个女儿榨干最后一分钱后，不名一文地死去，死后竟由他料理后事；凶神恶煞的黑社会人物伏脱冷被两个孱弱的女人因悬赏金而制服；王室后裔
作品以拉斯蒂涅和高老头两个人物基本平行又互相交叉的故事情节为主线，辅之以伏脱冷
在再现贵族阶级的衰败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方面，《高老头》也表现出极大的艺术再现能力。1819年的法国社会，贵族阶级重新执掌政权，新兴资产者为了提高社会地位纷纷攀附贵族，可是贵族阶级终究是昨日黄花，无法抵御历史潮流。
拉斯蒂涅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巴尔扎克在作品中描述了他从善良走向邪恶，从正直走向无耻的转变过程。小说一开始，拉斯蒂涅是一个有热情、有才气的青年，他涉世不深，思想单纯，想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得成功。可是巴黎的花花世界使他心眩目迷，于是他产生了通过女人迅速进入上流社会的愿望。从一个单纯的青年，到认识社会的罪恶，再到投身于污泥浊水之中，拉斯蒂涅受到了两个“导师”的指引，接受了人生三课。
他的第一位“导师”是
巴尔扎克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用其全部作品向世人昭示了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巨大魅力。无怪乎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致词中说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部庞大而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就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的行列。”
第三节英国文学与狄更斯
一、 概述
19世纪30至70年代，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文学（尤其是写实小说）创作取得巨大成就的丰收期，史称“维多利亚文学时期”。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继位后，经过早期的社会问题丛生，各种政治力量交锋、摩擦，到40年代末期社会逐渐平稳，步入号称“日不落”国的鼎盛时期，文学也经历了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冷漠，到作家表现出特有的道德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文学转型期。
19世纪30至40年代的英国，人称为“饥饿的时代”。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给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带来的不是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而是极度的贫困和破产，劳资矛盾日益加剧，终于爆发了一场工人阶级为争取政治权力，以“人民宪章”的形式向英国议会提出有关普选要求的宪章运动。这场为期10年的宪章运动诞生了宪章派文学。宪章派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斗争性，其内容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揭露了资本家从工人血汗中榨取高额利润的罪行，主要诗人有厄内斯特・琼斯、威廉・林顿和基洛德・马西。由于英国资产阶级亲眼目睹了法国大革命摧枯拉朽的革命气势，他们害怕英国人民也会采取同样的革命措施，于是资产阶级实行自由主义的政策以缓和国内矛盾，同时在理论上也极力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和反动学说相继出现，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把社会的贫困原因归之于人口的增长；在政治经济学上，出现了曼彻斯特派的自由竞争学说，为工业资本家追求无限制的利润辩护；在哲学上则出现了功利主义，肯定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是道德的。这一切都对英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影响。
与同时期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较，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呈现了新的特点。首先，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最先描写了劳资矛盾。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出现得早，英国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又大多经历过宪章运动或者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因此作家们在作品中直接描写了工人的苦难生活和他们的斗争。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都不约而同地描写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第二，作品的主要题材是写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历程，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这是因为英国作家们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他们社会地位低，对下层人们的生活比较熟悉，加之差不多每个作家都有一番个人奋斗的经历，因此，当他们提起笔时，这些素材很容易就进入了他们的创作视野。第三，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统治阶级的理论宣传和作家本身的局限分不开的。由于英国国力强盛，人们普遍相信通过合法手段可以缓和、解决矛盾，加之英国民族长期尊崇“绅士”风度，因而在作家的作品中较少表现暴力题材，而提倡宽容、圆通和中庸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则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调。
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欣欣向荣，出现了以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就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愿望、追求以及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残酷和贪婪的不满。他们在为争取个人独立地位和生活权力的同时，一般都没有改造社会的动机和理想。这之中最有成就的是狄更斯和萨克雷。
萨克雷（1811―1863）出身于富裕家庭，对英国上流社会较为熟悉。在剑桥大学读过两年书，没有取得文凭就到国外旅行。他的成名作是特写集《势利者集》，作者在这里赋予了“势利者”以新的含义，他在书的开始即给“势利者”下了一个定义：“卑鄙地赞赏卑鄙事物的人就叫做势利者”，并根据这一定义塑造了上至掌管最高政权的国王，下至鱼肉百姓的乡村官吏。萨克雷认为势利是英国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一种恶习，“人们由于害怕势利者，既不敢追求幸福，也不敢去爱人。诚实而高尚的心灵，由于势利者的专暴而憔悴死去。”这本书所包括的观念后来构成他所有艺术作品的内容。萨克雷的代表作是《名利场》，小说书名取自17世纪英国班扬的寓言小说《天路历程》。小说描写了两个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一个是
萨克雷的创作除了具备现实主义作家那种真实地描摹生活，将人物和环境进行典型化处理外，还有两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其一是人物塑造摆脱了狄更斯所特具的直线的人物描写手法，采用较为复杂的手法进行艺术处理，使之更符合生活的真实。如在描写女冒险家夏泼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向上爬的过程中，又通过夏泼的嘴道出了她所做的一切，她要得到的恰恰是当时上流社会每个妇女都希望得到的东西，她之所以没有成功，那只不过是贫穷阻挠了她。这样，作者把利蓓卡的卑鄙和她的真诚竟和谐地统一起来了。这使得这个人物既不是丑的化身，也不是美的典型，而是活脱脱一个被社会毒化又危害社会的人。使这个人物更具有深刻含义的是，尽管利蓓卡有着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可是她永远只能和她追求的目标若即若离。她所有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聪明、细密的心计和独特的机巧，都只不过是徒劳而已，她也和她所蔑视的爱米莉亚一样，全部的生活也是空虚而没有内容的。这样一来，萨克雷就把人物的塑造和对社会的认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其二是叙事视点的变化。19世纪的欧洲小说绝大部分采取的是作者全知全能型的叙事视点，而萨克雷则完全不同。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总是有一个故事讲述者进行着故事的叙述，以《名利场》为例，这个讲述者是一个“演出的领班人”，他在开场白时，从大木箱中取出傀儡――小说中的人物，在书的结尾处，他又将这些傀儡一一收进大木箱中，他和读者之间仿佛达到一种默契，他的嘲讽让读者能看出嘲讽的真义，他把读者提高到作者的地位，而作者本人则不在小说中露面。
英国19世纪文学的一大景观是一批卓有建树的女作家出现在文坛上，这之中最为突出的是勃朗特三姐妹：夏洛蒂（1816―1855）、埃米莉（1818―1848）和安妮（1820―1849）。勃朗特姐妹出身贫微，母亲早逝，幼年时期进条件极差的寄宿学校读书，她们生活的最大乐趣是当牧师的父亲给她们讲故事，指导她们读书。勃朗特三姐妹从小就热爱写作，她们写作的共同特点是将对生活的浪漫遐想化入作品世界之中，并赋予作品人物坚韧不屈的人格力量。所不同的是夏洛蒂笔下的女主人公和她本人一样，身材矮小，相貌平平却个性鲜明，独立自尊，而埃米莉笔下的人物面容姣好却性格坚毅，充满激情。《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品，小说以女主人公简・爱的第一人称叙述，以作者童年时期不幸的生活经历为原型，描述了女主人公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受到了庄园主人罗彻斯特的垂爱，正当两人欲举行婚礼时，简・爱却发现罗彻斯特是已婚之人，他的妻子伯莎・梅森正是她到桑府后常常听到的令人毛骨悚然，大笑不止的声音的发出者――被关在阁楼上的女疯子。简・爱毅然离开了罗彻斯特。经过一番磨难后，简・爱最后回到了罗彻斯特的身边，尽管此刻罗彻斯特已经分文未有，他的府邸已被疯妻烧毁，伯莎・梅森也在大火中被烧死。小说塑造了一个反抗社会、维护个人尊严、追求独立平等地位的平民女子形象。简・爱从小就不屈从于淫威，对舅妈里德太太和表哥的虐待表现出反抗的性格。来到罗沃德孤儿院，又不满这里的非人待遇，公开要求维护人的尊严。小说主要通过简・爱的两次婚姻遭遇突出表现了她的全部性格特征，她的外貌不美，但智力过人，人格高尚，这一点赢得了罗彻斯特的爱慕，但她要求的是平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爱情，而不是为了钱去获取没有人格尊严的感情。小说中写罗彻斯特为了试探她，假装要娶贵族小姐但又要求简・爱留在桑菲尔德庄园时，她愤怒地对罗彻斯特说：“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的机器吗？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你以为我因为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简・爱的“独立宣言”，最充分、最集中地表现出她的精神品质。
20世纪女权主义批评兴起后，人们发现了小说中另一个被视为恶魔式的人物――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这个疯女人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全部疯癫举止其实不过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表达同一个命题――争取人的独立人格。在简・爱结婚的前夜，伯莎・梅森愤怒地撕碎了美丽的婚纱，因为她想到了自己目前的惨境；她放火烧罗彻斯特卧室的床帷，是因为自己从一个人人尊敬的高贵小姐变成一个人人厌恶的疯子而对罗彻斯特采取的报复；最后她一把火烧掉了桑菲尔德庄园，结束了这个男性统治的罪恶象征。她为自己的报复成功而欣喜若狂，于是大喊大叫地跳入火中，完成了最后的解脱。总之，在这一系列疯子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备受折磨的女人的挣扎与反抗，听到了一个受尽欺凌的女人的凄厉的呼喊。她和简・爱一道，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出妇女在那个时代的深重苦难和对不平等社会现象的反抗精神。
简・爱和伯莎・梅森正反两个女性形象的刻画不仅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同时也完整地表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艺术风格。对于夏洛蒂的艺术风格，人们一般都界定为既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又兼有浪漫主义的传奇气质；她的作品既对这个社会的弊端表现出清楚的认识和尖锐的批判，同时又把所描绘的世界表现得富有激情和传奇色彩。同样是描写女人世界，同样是描写婚姻恋爱，英国另一个女作家简・奥斯丁采用的是冷眼旁观的态度来嘲笑社会对妇女的限制；而夏洛蒂则不同，她以不可遏制的愤怒，直接对妇女受屈辱的不平等现象大张挞伐，并提出“妇女人格”这一崭新的问题。在刻画简・爱和伯莎・梅森这两个人物时，夏洛蒂・勃朗特体现出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艺术风格。简・爱以她个人生活的经历，揭露那个社会的虚伪性，抨击了那个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的残酷性，谴责了那个社会人际关系中尔虞我诈的欺骗性，因而简・爱形象的刻画显示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全部特征。在伯莎・梅森身上，我们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阁楼上的疯女人、图谋杀人的暴力和万念俱灰的熊熊大火，伯莎・梅森的出现带来的是恐怖、神秘的气氛，这恰恰是浪漫主义作家最常使用的艺术手法。总之，两个女性的描绘加在一起，完整地体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艺术风格。
和夏洛蒂・勃朗特相比，埃米莉・勃朗特更趋向于喜爱浪漫主义作家那种创造鲜明形象和强烈感情的世界。她一生只写了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可是这部小说却在20世纪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乍看起来，这部小说使人想起“梦魇和恐怖”的哥特式小说，不少文评家称其特征为具有神秘主人和变态心理情调。小说由极其复杂的复仇线索所组成，主人公希斯克利夫不寻常的生活际遇和复仇手段让各个时代的读者有着不同的诠释。尽管这部小说的情节扑朔迷离，有着神秘的恐怖色彩和怪诞的主题，可是仍然表达出一种这样的思想：渴求爱情与友谊的人在不合理现实中的孤独和道德的毁灭。尤为令人感到唏嘘不已的是，过着平静如水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以及一生绝无复杂的爱情体验的作者，竟能写出如此惊世骇俗的恋情。另外，作品采用了一种不寻常的叙事手法，即由“外来户”洛克伍德和女管家丁耐莉的顺叙和倒叙的交替手法，使历史与现实交叉，远景与近景融合，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阅读视野。除《呼啸山庄》外，埃米莉・勃朗特还写了许多诗歌。她的诗歌带有忧郁的色彩，渗透着对孤独的痛苦申诉和对幸福的虚幻梦想。孤独而骄傲的“拜伦式”的漂泊者形象可以作为她诗歌的主要特征，著名之作有《晚风》。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810―1865）也和勃朗特姐妹一样，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后来又成为牧师的妻子。她多年住在曼彻斯特这个英国大工业中心城市，并随丈夫一道深入地研究过工人们的生活，因此在她的小说中有不少素材是反映工人生活状况的。盖斯凯尔夫人一生写了六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是她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接触劳资矛盾的作品。小说以1839年经济大萧条的曼彻斯特为背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失业给工人带来的灾难，以及愤怒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尖锐矛盾。但是由于作者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主张劳资双方的合作与和解，于是小说最后出现了工人和工厂主握手言和的结局，这无疑给小说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色调。盖斯凯尔夫人小说的又一特色是，作品中往往有卷入几方爱情纠葛的女性作为代表和解的力量，玛丽・巴顿即是她众多作品中著名的一个。
二、 狄更斯
生平与创作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出的小说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生前就受到了极大的赞誉。狄更斯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小职员家庭，父亲约翰・狄更斯为人活跃，热情豪爽，却崇尚虚荣，薪金不多又要过绅士般安逸舒适的生活，加之母亲不善理财，结果债台高筑，以至于被关入负债监狱。父亲入狱后，作为男孩中最大的狄更斯承担起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角色，那年他才12岁。狄更斯在一家皮鞋油作坊当童工，由于他聪明麻利，人又长得清秀，老板安排他在临街的玻璃橱窗中现场表演，街上的行人尤其是小孩都跑来看热闹，这极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以至于日后他对这段生活讳莫如深，从不向人提起。直到写《大卫・科波菲尔》后，才稍稍向人们打开了这扇幽暗的心扉。
贫困的家庭促使狄更斯过早地踏进了社会。从1827年起，狄更斯先后做过律师事务所的抄写员、速记员和新闻记者，尤其是他在当速记员时，练就了记录准确又迅速的本领，使得他在众多的记者群中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尽管狄更斯此时春风得意，可他不留恋这种生活，而是在工作之余，写出一系列反映伦敦社会生活的速记并获得成功。1836年，狄更斯毅然辞去记者工作，开始专职从事写作，并于次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的发表使狄更斯成为当时英国走红的小说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漫长而又辉煌的作家生涯。
狄更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第一次投稿就被采用，这为他日后高昂的创作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两度访问美国，受到过最高的礼遇也品尝过被冷落的尴尬；晚年创作欲近乎枯竭，却迸发出演讲的天赋，在逝世的前10年，他竟乐此不疲地辗转于国内外进行巡回表演，直到累得半身不遂，才不得不告别舞台；他的婚姻生活也同样富有戏剧性。1836年并未完全摆脱贫困的他和自己上司的女儿凯瑟琳结婚，在共同生活了22年并生下10个儿女后分居，他终生爱恋着凯瑟琳的妹妹，1856年，他因排演一部戏剧，和18岁的女演员产生爱慕后同居。1870年，狄更斯因中风逝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
狄更斯只活了58个春秋，从事了37年的创作，可是却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这其中包括15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篇小说，数百篇短篇小说和散文，一部随笔，两部长篇游记，一本英国历史以及大量的书信。人们一般将他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833到1841年，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奥列佛・退斯特》（1838），《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和《老古玩店》。综观狄更斯这一时期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从一开始就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社会弊端大加鞭挞，并在作品中集中抨击社会某一具体的罪恶。如《奥列佛・退斯特》专门抨击济贫法，《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专门批判教育制度，而《老古玩店》则暴露金钱罪恶。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同情小人物，同情遭受苦难的儿童，作品中普遍呈现出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式的结局，而多数以恶不敌善而告终，反映出他的批判是温和的，而这正是狄更斯式人道主义的主要特征。此外这一时期的作品多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写作模式，以一个人物的外出流浪为线索，因此显得有些松散，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二个时期是从1842到1858年。标志着狄更斯创作进入第二时期的作品是《游美札记》，这部游记是他在1842年首次访问美国时留下的文字，作品既肯定了美国人民的坦白、勇敢、热情、好客等优秀品质，也列举了他们性好猜疑、自作聪明和功利主义这些商业资本主义培育的恶劣品质，甚至对象征美国民主、自由、平等的国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美国的奴隶制度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显示出这一时期狄更斯对社会的认识能力有所深刻。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荒凉山庄》（1852）、《艰难时世》（1854）和《小杜丽》（1857）。这些作品突出地显示了狄更斯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即虽仍然是强调人性中善的力量，但已开始认识到善不一定总是能战胜恶。在艺术风格方面，作品的结构更为完整，不再像初期创作那样随意性太强，人物的塑造也更为成熟，出现了一系列性格分明的典型人物。
第三个时期从1858到1870年，这一时期狄更斯写出了《双城记》（1859）、《远大前程》（1861）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既继承了早期对社会罪恶的揭露和批判的思想内容，又承袭了先前作品中展示人性善恶美丑的强烈感情世界和温和的道德说教。只不过作品中呈现出冷峻的色调，以前的乐观基调大大减弱了，小说正面人物虽然仍旧是好人好报的结局，但却总是需要付出沉重甚至是惨重的代价。尤其是进入60年代后，狄更斯思想中悲观主义色彩增加了，他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阶级的鸿沟不可能调和，于是早期的幽默与讽刺的手法日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感伤与悲苦的艺术描写。
狄更斯的作品广泛地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广阔画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这一切都根植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努力企求人的本性的复归以及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性“异化”表现出强烈的抗议，对善良贫困的妇女、儿童及社会底层人民抱有极大的同情。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能看到他对弱势群体充满真情的描写，为他们的苦难大声呐喊，对造成这一苦难的社会机制痛加鞭挞。可是当贵族阶级受到人民镇压时，他也转而对贵族阶级表示同情。狄更斯的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双刃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作品中的思想意义，造成了一些评论家对他创作前后期褒贬不一的分歧见解。
狄更斯是一位具有高度艺术才能的小说家，他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以来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创造了独特的艺术手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其小说艺术特征有以下三点。首先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主要不是从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刻画人物性格，而是从人物的外部描写入手，善于抓住人物的某些特征，采用夸张的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例如一提到那个和蔼可亲、天真可爱的胖绅士，他的圆眼镜、白背心和紧身裤子、他的圆圆的肚子和翘起在背后的上衣尾巴，人们就会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匹克威克先生。其次狄更斯善于运用诙谐、幽默的艺术手法。他的幽默既不同于果戈理的措词尖刻的讽刺挖苦，也不同于马克・吐温的犀利而又轻松的冷嘲，而是哀而不伤，戏而不谑。他通过幽默、诙谐的手法，使处于深重苦难的人们冲淡对生活的怀疑与绝望，抚慰心灵上的哀伤与创痛，从笑声中得到宽慰。但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在笑声中发现愚蠢和荒唐，激发对虚伪、邪恶事物的憎恶，以达到教育人民、抨击社会弊端的目的。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荒凉山庄》里对英国法律制度的描写之中。第三是创作风格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狄更斯全部作品的风格是清新而真切的，这源自于他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他善于将常见的社会问题加以提炼，使之成为针砭时弊的题材。为达到这一创作目的，狄更斯甚至不拒绝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而使风格趋于怪诞，以求讽刺的效果。狄更斯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成分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往往围绕主人公的出身秘密，展开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斗争，如奥列佛・退斯特的出身秘密一直是解读本书的关键情节。到后期，狄更斯不惜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如以大雾、浓烟象征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用堆积如山的垃圾象征资本主义社会的肮脏与罪孽，以绰号为“大法官”的克洛克老板的废品收集店自动燃烧来象征英国腐朽的法律制度必然崩溃。但无论狄更斯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成分，还是象征主义手法，究其实都是为了增强作品对社会的批判效果，都是统一为现实主义服务的。
《双城记》
在狄更斯的全部小说中，有两部历史小说，这就是《双城记》和《巴纳贝・日阿吉》。《巴纳贝・日阿吉》是狄更斯创作第一时期的作品，小说以1779年英国的高登暴动为背景，由于作者当时对社会认识不够，将这次暴动写成了暴民的狂暴盲动，把暴动的决策人物写成天性邪恶的歹徒。可是时过18年后，随着对社会认识的加深和对革命的思考，他决心写出一部反映法国革命的历史小说，这就是1859年发表的《双城记》。他在一封信中曾谈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我认为国内没有爆发火焰而暗中燃起的不满情绪，越发觉得可怕。我们所发生的情况使我记起法国第一次革命前夜的那种情绪，并可能从最不关重要的事故中引起突然的爆发。”狄更斯已经意识到英国社会现实的严重性，这是狄更斯思想中民主主义思想的可贵性。但是由于作者坚持人道主义立场，反对暴力革命，因此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天真的说教和错误的认识。然而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反映狄更斯的思想发展、概括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从表现技巧上，都代表了作者创作艺术的最高峰。
《双城记》由三个独立而又互相交织的故事组成，即医生梅尼特仗义告发贵族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迫害农妇而被关押18年的故事；侯爵后裔代尔那放弃爵位和财产，侨居英国自食其力的故事以及革命者得伐石夫妇从事革命斗争的故事。
梅尼特医生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年轻时期的梅尼特医生为人正直，无法忍受无辜农妇惨遭侯爵兄弟蹂躏的血腥现实，愤而向朝廷写信控告贵族的兽行，却反而被投入到巴士底监狱服苦役。18年后，他被折磨得神志不清，只知道不停地做鞋，他从前的仆人得伐石和朋友将他营救出来，女儿路茜也专门从英国赶来，护送他去伦敦休养，却不料在船上遇到仇人的后裔代尔那。代尔那厌恶贵族阶级糜烂荒淫的生活，决心放弃贵族身份，移居英国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船上代尔那悉心照顾这对父女，到英国后也常到医生家做客，渐渐与路茜产生了爱情。此刻的梅尼特医生已恢复了神志。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贵族阶级纷纷被送上断头台，厄弗里蒙特的老仆人写信求助代尔那，请他回来证明他的无辜，代尔那冒着危险返回法国，却不料也被革命者捕获。梅尼特医生凭借他曾身受苦难的经历，使代尔那免遭一死。得伐
宣扬人道主义思想是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行为都是朝着狄更斯所设计的宣扬善的结局而行动的。梅尼特医生开始时的嫉恶如仇，愤而上书的举止是为了解除他良心的负担，苦难的牢狱生活使他对黑暗的社会有所理解，但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勇敢的抗恶斗士，而是使他要用“爱”去消灭仇恨、去忘记痛苦，他的最后结局是成为一个超越仇恨和革命之上的善人。路茜是狄更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体现者，她温顺可爱、多愁善感，具有一股感染人的温情主义。她能使神志不清的父亲复活，能使身处异地的代尔那幸福，也能使放荡不羁的卡尔登为她献身。世界上有了她，到处充满了快乐和美满，她是狄更斯世界中的天使，狄更斯认为这是世界发展的原动力。更为离奇的是，狄更斯塑造了一个自暴自弃而又暗恋路茜的卡尔登，他对这个世界万念俱灰，可惟独对路茜情有独钟，为了表达他的爱，他竟利用与代尔那面容酷似而代之上断头台，狄更斯将这个怪人的利他主义发展到顶峰，从而极力宣扬了他那浩瀚无边的人道主义思想。倘若不服从这一题旨，就必将受到严惩，得伐
不可否认的是狄更斯在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同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愤怒抨击。作者借助法国的苦难现实来影射英国的黑暗，小说中描写了赤贫的农民吃着“从贫瘠的土地上拾来的草根”，城里的人们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贵族阶级则恣意妄为，吃一次朱古力茶，就得要四个壮士服侍才能喝下去。狄更斯用这些事件形象地说明了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因此在小说后半部，作者满怀激情地描写了法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在怒吼和欢呼中攻破了封建王朝的吃人魔窟――巴士底狱，把凶恶的贵族一个个推上断头台。狄更斯将这一场革命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交锋，并且最后让正义战胜了非正义，这一切都表明了作者思想中进步的力量战胜了人道主义思想。
狄更斯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在《双城记》中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成为最突出的艺术表现特征。小说中有一段描写贵族驱车轧死穷人小孩的场面就很有代表性：侯爵下车后，首先关心的是他的马蹄是否无恙，随即扔下一块金币后扬长而去。周围的观看人群用仇视的眼光注视着他，这构成了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主题画面。在人物描写方面，狄更斯则采用肖像描写与心理描写相结合，行动描写和语言描写交替组合的方法，使之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如对梅尼特的描写，生活顺利时他能说会道，精明强干，身处逆境时则沉默寡言，神志不清，这些都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体现。
《双城记》与狄更斯先前小说相比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结构手法。作者描述的路线不再以事件顺序为结构方式，而是先写梅尼特医生出狱后的“复活”，至于他为什么坐牢，他和得伐
此外，狄更斯还运用了服务主题的对比手法，悬念与象征的艺术手法等，这一切都保证了《双城记》成为一部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作品。
第四节俄国文学与果戈理、屠格涅夫
一、 概述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在五六十年代走向繁荣，到70至90年代达到高峰，并转向衰落。将近一百年的俄国文坛，描写人民苦难的作家人才辈出，反映现实黑暗的作品不断涌现。他们的批判锋芒主要针对封建农奴制，后来也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高尔基曾拿西方文学作对比，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出现过灿若星群的伟大名字。”高尔基：《个性的毁灭》，《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1期，第182页。
19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显著的增长，封建农奴制面临危机。先进人士对农奴制的批判以及围绕废除农奴制问题的斗争，促进了一部分作家转向现实主义。反对农奴制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社会的黑暗，这是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而文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它提供了条件。
普希金的后期创作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莱蒙托夫、果戈理等早期创作以浪漫主义见称的作家，也在30年代转向现实主义。诗人莱蒙托夫(1814―1841)在1840年发表小说《当代英雄》，继承普希金开始的“多余人”形象传统，塑造了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毕乔林。毕乔林是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但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只能成为社会的“多余人”。作者用讽刺的笔调讥讽他，并谴责其所由来的贵族社会。
果戈理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别林斯基则反驳对立派攻击果戈理的言论，认为到40年代后期已形成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其特点是真实描写并批判社会的黑暗，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反映人民的疾苦。这恰好是俄国社会迫切需要的文学。别林斯基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赫尔岑(1812―1870)的小说《谁之罪?》(1847)创造了另一个“多余人”别里托夫。这样一来，经过普希金、果戈理的创作实践和别林斯基在理论上的阐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到40年代已经完全获胜，并于50、6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
俄国文学繁荣的表现是作家众多，名著如林，而且种类齐备。小说如冈察罗夫的《奥勃洛摩夫》(1859)、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4)，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9)。短篇、散文、随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谢德林的《外省散记》(1856)，剧作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860)，诗歌如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1863―1877)等。在理论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论点，其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对唯物主义美学作了重大贡献。
屠格涅夫的出现是繁荣时期的标志。他在写出了“多余人”形象罗亭(同名小说，1856)、拉夫烈茨基(《贵族之家》，1960)之后，迅速转向“新人”形象的创作，开了这个形象系列的先河。所谓“新人”指的是平民知识分子，即“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241页。而此前冈察罗夫的奥勃洛摩夫(同名小说)几乎已是“多余人”形象的尾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接着提供了一批“新人”的形象。此时，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大雷雨》等剧作和涅克拉索夫(1821―1898)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分别在戏剧和诗歌方面拓宽了文艺表现生活的范围。前者将商人、演员、教师、店员、侍役等中下层人物搬上了舞台，后者则把农民、小知识分子引进了文学。
二、 果戈理
生平和创作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喜爱民间文学。中学时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1828年毕业后赴彼得堡，在政府机关里供职。1831年结识了普希金，在创作思想上受到后者很大的影响。1831―1832年发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举成名。
《狄康卡近乡夜话》分为两集，包括八个短篇和两篇序言。它以狄康卡近郊一个养蜂老人在黄昏时分对围坐在一起的乡亲们讲故事的形式，把各篇连缀起来。书中描述了乌克兰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既表现现实，也讴歌历史。
183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内含四篇小说。其中《旧式地主》与《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揭露了宗法制庄园地主生活的无聊庸俗，笔调幽默。对地主阶级既讽刺嘲笑，又有所同情。别林斯基把果戈理这种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称为“含泪的笑”。《塔拉斯・布尔巴》取材于17世纪乌克兰人民反抗波兰王国统治阶级的斗争史实，歌颂了哥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尔巴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性格。
1835―1842年发表的五篇短篇小说组成《彼得堡故事集》。有暴露贵族社会和官僚阶层生活庸俗和丑恶的《涅瓦大街》，有描写上流社会的生活和金钱势力毁灭画家才能的《肖像》，有讽刺官吏好虚荣、想发财而又奴气十足的《鼻子》。其以描写“小人物”命运的《狂人日记》和《外套》为最著名。前者写一个小官吏被官僚等级制度残酷迫害，直至发狂的故事；后者描写一个小官吏毕生抄写文书，过着贫困屈辱的生活，好不容易才攒够钱买了一件外套，但后来外套保不住，他也悲惨地死去。这些“小人物”题材的作品，不但表现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凄凉、孤苦无告，而且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也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小人物”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形象之一，从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不断发展，是俄国文学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标志。
1836年创作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讽刺对象是俄国专制制度，《作者自白》中说：“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痛快地一并加以嘲笑。”
某城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个个老奸巨猾，长于官场世故，却把一个微不足道的12等文官赫列斯达可夫当成钦差大臣，而且都认定没有看错，从而演出了一幕幕丑剧，真是妙趣横生，令人捧腹。
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平时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有不少劣迹，做贼心虚。为了掩饰罪迹，便向那个“钦差”讨好。他凭经验设想：没有一个官儿不爱钱的。于是拼命收买，希望对方上钩。他把赫列斯达可夫的推辞、告饶当成是作假，等到后者放开胆子，甚至同市长夫人和女儿调起情来的时候，他倒受宠若惊，以为可以借“钦差”的裙带关系到京都里去做大官了。
同市长形象相映照的是其他官员。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职责正好相反：慈善医院的院长阴险残忍，法官善于收受贿赂，督学不学无术，邮政局长专爱偷拆别人的信件。这些品行都是本质的反映，可以说《钦差大臣》是俄国官僚阶层的缩影。
赫列斯达可夫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他好享受，爱虚荣，认为“人生在世，就为了寻欢作乐”。他浅薄愚蠢，喜欢吹嘘，或者摆出一副“高尚”、“文明”的架子，或者是逞能耍威风。他之所以被当作钦差大臣，除了由于小城官吏们的惊惶失措外，也因为他身上具有彼得堡官僚的习气。
剧本的上演震动了整个贵族、官僚社会。作者特意借剧中人之口说出：“你们笑什么?他们在笑你们自己!”直接点明喜剧的社会意义。沙皇尼古拉一世看了首场演出后悻悻地说：“这个剧本对每个人都够受的，尤其对我。”果戈理的辉煌成就，使他无愧于“俄国文学的讽刺大师”的称号。
《钦差大臣》遭到俄国官僚阶层和贵族社会的攻击。果戈理深感痛心，遂于1836年6月侨居国外。在国外写作了《死魂灵》第一部，于1842年5月出版。但就在此时，果戈理的思想出现了危机。
果戈里在1847年发表《与友人书简选》，否定自己的创作。对此，反动文人兴高采烈，进步人士非常痛心。别林斯基当即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严肃地批评了果戈理的错误。他开导果戈理说：“今天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体刑”，而不是别的《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时代出版社，第329页。。后来，果戈理部分地接受了别林斯基的批评。1848年，果戈理回国定居莫斯科，1852年因病去世。
《死魂灵》
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1842)的题材是普希金提供的。果戈理在写作过程中，曾写信告诉普希金，说“故事拉得很长，将会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我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即使是从一个侧面也好。”小说一出版，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赫尔岑形容道：“《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国。”
小说讲的故事是：六等文官乞乞科夫做投机生意，向地主们“收买”已经死去，但在户口册上尚未注销的农奴(法律上仍然承认是活人)，每个只要花几个戈比，“趁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之前，买进一千个死魂灵在俄语里，这个词具有“农奴”和“灵魂”的双层意思。，再到救济局去抵押，每个魂灵200卢布，足可以赚20万!”这种买卖并没有接触实物，只是在户口册上办理过户手续，买空卖空。然而转手之间，乞乞科夫的财产就可以由父亲留给他的“四件破旧的粗呢小衫，两件羊皮里子的旧长褂，以及微不足道的一点钱”，猛增到几十万卢布。这种丑事发生在沙皇俄国绝非偶然。这是农奴制把人(农奴)当作地主的私有财产，而且受法律承认的结果。乞乞科夫恰好是利用这样的制度和法律进行投机活动的。单是这个极富于讽刺性的情节，就足以暴露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反动和腐败以及新兴资产者乞乞科夫之流的投机钻营。
《死魂灵》从揭露地主和官僚社会的主题出发来安排结构。第一章介绍主人公乞乞科夫和某市官僚社会；第二至第六章反映地主们的情况，每章写一个地主；第七到第十章回过头来又描写官吏，不过是更细致地写了外省和首都的官吏。最后一章回溯乞乞科夫的过去并揭开他的内心世界。中心人物乞乞科夫在结构上起着串联全书的作用，通过他的游历线索，把俄国城乡一幅幅生活画面依次展现了出来。
小说描绘了五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玛尼罗夫外表文雅，内心空虚，“和他一交谈，在最初的一会儿，谁都要喊出来道：一个多么可爱而出色的人啊!……再过一会儿，便心里想：呸!这是什么东西!”他生性懒散，不务实际，无法理解买卖死魂灵的投机活动，“对乞乞科夫的奇怪的请求，……却还是猜不出那意思来：他翻来覆去地想，要知道得多一些，然而到底不明白。”他的庄园一片荒芜，死亡的农奴不计其数。这是个有文雅外表的寄生虫。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个性正相反，她很会料理田产，虽然拥有许多农奴，有鸡、猪、菜园、果树等大量财产，但还是像一个小钱柜一样，“悄悄地慢慢地把现钱一个一个地弄到”，藏入里面去。就连卖死魂灵也怕价钱低了吃亏，她是一个悭吝的守财奴。罗士特莱夫粗野无礼，放荡不羁，他把家产都挥霍在养狗、养马和赌场上。他吹牛、造谣、惹是生非、胡闹成性，是个“地方恶少式的地主，赶热闹、爱赌博、撒大谎，要恭维――但挨打也不要紧。”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梭巴开维支粗壮得像一头熊，“脚步很莽撞，常要踏着别人的脚”，喜欢大吃大喝，总是全猪全鹅地吃，“连骨头也嚼一通，直到一点不剩”。他把自己的庄园、住宅直到家具都营造得很牢固，在钱财上极精明，出卖死魂灵时不但要了高价，而且还在成交的名单中偷偷加进一个本来不值钱的女农奴去。这是个贪婪顽固的地主典型。泼留希金有大片庄园、上千农奴，仓库里有大批快要霉烂的衣料，堆攒的面粉已经硬得像石块，他却舍不得穿和用，自己的生活过得像乞丐。他还一直在捡破烂，一片破布，一块碎铁，他都要捡到仓库里去。他的农奴饿死得“像蝇子一样多”。贪婪和破坏财富成了他性格中矛盾统一的特征。
中心人物乞乞科夫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但后来已经从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了俄国资本主义初期新兴的资产者典型。乞乞科夫从小受父亲的教诲：“顶要紧的是：有钱、积钱……钱是不会抛弃你的。”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达到一切目的，所以从做小学生起一直到在政府部门里供职，他一贯讨好老师、巴结上司，目的是为了向上爬，赚大钱。他在官场中屡受挫折，但从不气馁，每次都从头再来。他终于学得圆滑世故，具有投机钻营的本领。对于多情善感的玛尼罗夫，他能够用甜言蜜语讨其欢心，使之抄出一份死农奴清清楚楚的名单，笑眯眯地奉送过来。对于生性多疑、害怕在价格上吃亏的科罗皤契加，他就连骗带诈，赌咒发誓，谈成了一个便宜的价格。他同行为粗野放纵的罗士特莱夫也能够周旋应付，尽力不闹别扭，免得做不成交易。对精于钱财的梭巴开维支，他则撕开脸皮，讨价还价，毫不含糊。对于既贪婪又吝啬的泼留希金，他是另一付脸孔，摆出极其诚恳的同情姿态，使对方感激得称他为“救命恩人”。同时，乞乞科夫又具有唯利是图的本质，整天为了赚钱而挖空心思，居然想到拿死人去作投机买卖。
《死魂灵》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它的艺术特点是刻画人物形象注重典型化，注意细节的描写和运用讽刺手段。作品的语言生动、幽默、富有鲜明的比喻。
《死魂灵》出版后引起了比《钦差大臣》更为激烈的斗争。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果戈理开始动摇，思想上的危机日益加剧。他构思和创作了《死魂灵》第二部，企图写出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道德高尚的地主官僚形象，但这些违背生活真实的形象连作家自己都感到很不成功，他一再修改、重写、直至临终前把全部手稿付之一炬。
《死魂灵》受到进步文化界的欢迎。别林斯基称赞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并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等，驳斥反对派的攻击。
三、 屠格涅夫
生平和创作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俄国优秀现实主义作家。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性格乖戾。据说她就是中篇小说《木木》里那个残暴而任性的女地主的原型。屠格涅夫于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1834年转入彼得堡大学，1836年毕业。大学期间参加过进步的学生小组活动，思想倾向于民主，对文学也感兴趣，曾写过诗。1838年去柏林大学留学。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包括25篇特写，作于1847至1852年。作者采用一个猎人在俄罗斯中部山村、田野打猎，记录见闻的形式，反映了农奴制俄国村镇的生活现状，写了不同类型的地主、农奴、磨坊主妇、县城医生、牧童和知识分子，也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色。各个短篇虽然题材多样，贯穿首尾的主题思想则是一致的――反对农奴制度。
《猎人笔记》着力写出农民聪明能干、感情真挚、心地善良和内心丰富，却受到农奴制度的摧残，不能享受人的生活权利。这是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表现。作品揭露了旧式地主的野蛮粗暴和新式地主的“文明”和伪善。《猎人笔记》显示了屠格涅夫独特的艺术风格：朴实鲜明的现实主义手法和浓郁的抒情情调相结合，曾被赫尔岑称为“用诗写成的对农奴制的控诉书”。
屠格涅夫的主要成就在于长篇小说。他从50至70年代先后写成六部长篇：《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和《处女地》(1877)。
《罗亭》和《贵族之家》反映了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探索。罗亭是当时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小说写他热忱地宣传真理和理想，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启迪着人们的思想，唤起对美好生活的爱。17岁的少女娜达丽亚・拉松斯卡雅就是在他的启蒙下觉醒，情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她同时也爱上了罗亭。不过罗亭又有致命的弱点：脱离实际，意志软弱，缺乏实践的能力，理想只能流于空谈，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是个“多余人”的新典型。作者肯定他宣传理想，起了进步作用，但在40年代需要的是行动。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是很惋惜的，所以在1862年小说新版时特意加进了罗亭在巴黎街垒上高举红旗，英勇战死的场面为结尾，以强调贵族知识分子同解放运动的关系。
《贵族之家》写贵族拉夫列茨基原来有个妻子侨居国外多年，讹传已去世；后来他爱上了远房甥女丽莎・卡里金娜，一个严肃而善良的姑娘。然而，不久之后他妻子突然归来，他和丽莎接受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决然分手。丽莎遁入修道院。拉夫列茨基也是个“多余人”的典型，尽管他比罗亭前进了一步，比较务实，力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愿意接近人民，但贵族习气和懒惰无为的作风，使他只能向命运屈服。小说以生动的笔触显示了贵族庄园的衰败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亡，对主人公们的悲剧命运无限地惋惜，这使作品充满了挽歌的情调。
在创作《贵族之家》前后，屠格涅夫还写过一组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如《浮士德》(1856)、《阿霞》(1858)、《初恋》(1860)等，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人生虚幻、个人幸福渺茫的宿命论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一文中指出《阿霞》中男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是俄国贵族社会破产的征兆。
50年代末60年代初，俄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解放运动进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贵族革命家的领导地位已被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取代。屠格涅夫敏感到时代的要求，立即从写“多余人”转向反映“新人”。小说《前夜》和《父与子》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他创作的新阶段的开始。
屠格涅夫论及《前夜》时说：“我的中篇小说的基本思想是要有自觉的英雄性格”②《屠格涅夫文集》第11卷，1949年俄文版，第215页。，他把这部作品里的男女两个主人公称作“新生活的先驱”。②小说写俄
叶琳娜的形象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通过她可以说明俄国当时需要什么样的新人。她追求崇高的理想，勤于思考又勇于行动，而且有坚强的意志。她周围有三个青年倾慕她，惟有英沙罗夫是她理想的英雄，他身上最吸引她的就是为解放祖国而牺牲的精神。她听到这位爱国志士的事迹时一下子就入迷了：“解放自己的祖国!啊，多么伟大，说起来是多么叫人战栗的话啊!”英沙罗夫不但有献身祖国的理想，而且有坚实的行动。这些正是贵族知识分子所缺少的，也是叶琳娜身上尚未完全具备的品质，所以叶琳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他作自己的爱人。她的行动也说明了俄国青年献身革命伟业的思想在觉醒。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指出的，“在叶琳娜身上鲜明地反映了我国现代生活的良好倾向”《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新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291页。。
杜勃罗留波夫对《前夜》作了革命的解释。他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一文中热情地肯定了小说的成就，并指出俄国现实生活中已经看得到这种新人了，而且俄国的英沙罗夫应该是反对专制农奴制的战士。屠格涅夫由于政治观点上的保守，竟要求《现代人》杂志不要刊登这篇评论文章；文章登出来之后他又断然宣布同该杂志决裂，这成了60年代革命民主派同贵族自由派之间矛盾斗争的一件大事。
此后，屠格涅夫逐渐转向贵族自由主义方面。当1863年沙皇政府镇压波兰起义时，他竟上书向沙皇表忠心，并且捐献两枚金币以慰问政府军。《烟》这部作品暴露了他思想中复杂的矛盾：既批判妄想恢复农奴制的贵族赖米罗夫将军，又对侨居国外的谷柏瘳夫等进步分子的形象作了歪曲和讽刺，而作者的理想人物李特维诺夫不过是个贵族自由主义者。后者竟说出“俄罗斯人的生活，人类的一切……都是烟。”这样语义双关的话。它仿佛也是作者颓唐心理的流露。小说具有浓厚的颓废情调。
长篇小说《处女地》，反映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作者仍然坚持反农奴制的一贯立场，讽刺保守派贵族，同情民粹派，也能指出民粹派脱离农村实际、把农民理想化的弱点。作者并不相信民粹派的革命斗争。作品的题词点明了主题：要翻这样的“处女地”，“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可是，这“铁犁”已不指革命，而是指自上而下温和的改良。
屠格涅夫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散文诗》(1882)。由于作者思想上苦闷，又远离祖国，身患重病，对民主主义失却信心，也不敢指望自由主义有光明的前景，于是情绪悲观。《散文诗》既是他的感怀之作，多数篇章就流露出前途渺茫、浮生若梦的消极情调，但也有一些诗格调高昂，怀有爱国主义激情，或者歌颂革命理想的。描写一个女革命者形象的《门槛》就是其中优秀的一篇，其他还有《麻雀》、《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等。
《父与子》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它写于1860―1861年，1862年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
小说写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随同贵族出身的同学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于大学毕业后到后者的家中小住，巴扎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和基尔沙诺夫家的父辈格格不入。两个星期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挑起了一场争论，他宣扬贵族制度的原则，指责巴扎罗夫否定一切，是虚无主义。巴扎罗夫痛斥了对方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在辩论中得胜，随后即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得遇优雅动人的富孀奥津左娃。两个青年人应邀到她的庄园去做客。阿尔卡狄热恋上她的妹妹，而巴扎罗夫对奥津左娃也产生爱情，但遭到拒绝。不久之后，两位青年人回到基尔沙诺夫庄园，阿尔卡狄转向安于享用父亲的产业，巴扎罗夫则埋头于生物研究工作。但巴威尔对巴扎罗夫仍然恨之入骨，乃伺机挑起了一场决斗。巴威尔负了轻伤，巴扎洛夫于次日回到父母家中，后来在为伤寒病死者解剖尸体时不慎割伤自己的手指，受感染而死。
作者曾经谈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在于表达“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转引自彼得罗夫：《屠格涅夫》，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71页。，他说：“我的整部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阶级当作进步阶级的，请看看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巴威尔・彼得诺维奇与阿尔卡狄这几个人吧，他们多软弱，多萎靡，眼光多狭小。我顺从我的审美感觉挑选出贵族方面好的代表人物来证明我的主题：倘若奶油是坏的，那么牛奶更不用说了。”《屠格涅夫谈(父与子)》，见巴金译《父与子》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88、289页。
小说中子辈的代表巴扎罗夫出身于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是体现“新人”特点的典型形象。他有坚定的信念，信奉唯物主义，重视实践，推崇实用科学，主张功利主义；他有明确的爱憎，憎恨农奴制度，否定贵族阶级，批判贵族自由主义的观点和原则，愿意为未来的生活而“打扫地面”。他以自己的平民出身而自豪，他也有坚毅的性格和埋头苦干的精神。应该说这些都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特点的体现。相反，父辈的代表人物，即贵族方面那些“好的”人物都相形见绌。至于阿尔卡狄，虽有一时的热情为巴扎罗夫辩护，终究因贵族习性难改而去继承父亲的产业，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庄园主。他被巴扎罗夫称为“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他也是属于父辈阵营的。
但是巴扎罗夫也有弱点，他以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科学、艺术和大自然，得出了片面的结论。他只看重实用科学，轻视一般科学，把大自然仅仅看作是人们可以在其中劳作的工厂。他错误地否定艺术，说“一个好的化学家比20个诗人还有用”。这种片面性当然是当时一部分进步青年的写照，他们由于厌恶唯心论、“纯艺术”论和空谈的作风而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是平民知识分子“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作者加以描写说明他的观察力很敏锐。问题是作者受他的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所局限，并不相信巴扎罗夫的理想和事业。作者把巴扎罗夫叫做“虚无主义者”，让他早早地死去。作者认为革命前途渺茫，巴扎罗夫注定是不会成功的，所以结局悲惨。
由于小说描写的是现实中存在的重要社会问题，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贵族自由主义者不满意作者让巴扎罗夫在同贵族较量中占了上风，认为巴扎罗夫的行动危及“社会”的安宁，革命民主主义者当中也有人对这个形象不满，指责作者是站在贵族一边对革命青年进行攻击。不过，作者的思想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肯定巴扎罗夫是革命者，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巴扎罗夫的事业能够胜利，因而对这个形象有所歪曲，甚至让他过早地死去，这都是加剧评论界争论的原因。尽管如此，小说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它肯定了平民知识分子在社会斗争中的主导作用，揭露了贵族的无能和精神空虚，这都恰好反映了时代的本质。
此外，《父与子》又是一部很能代表屠格涅夫艺术风格的作品。正如他自己说的：“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者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屠格涅夫：《回忆录・关于(父与子)》，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90页。他以艺术形式反映了迫切的社会问题，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他忠于现实，有时甚至突破了自己世界观的局限。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都具有抒情风格。著名俄国作家谢德林曾称赞屠格涅夫的作品“每一个音响里都洋溢着明亮的诗意”，形象也“仿佛是用空气铸成的”一样透明，作品让人读来感到陶醉，使人产生一种追求和向上的力量。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都异常简练，篇幅往往接近于中篇，情节简单，人物不多，事件发生在不长的时间里。《父与子》的故事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小说所包含的社会现象却是广阔和全面的，好像写了巴扎罗夫整整的一生。
屠格涅夫善于采用准确而有含义的细节，包括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直到外表和服饰等来写出人物的典型特点，勾勒出鲜明的性格，着墨不多却能使人物具有浮雕感，同时又可以窥见人物的内心。作者不是作琐碎的心理分析，而是比较含蓄，用现象来显露内心的波澜，却又留有余韵，让读者去体味。
屠格涅夫擅长于写景，能够刻画出瞬息万变的大自然，有文学中的风景画大师之称。他写景不但简洁、鲜明、准确，而且有深刻的含义，往往成为情节的有机部分。《父与子》的开头，那极度贫困的农村的凄凉画面，使书中的人物之一阿尔卡狄这个贵族少爷看了却不禁想到：“不，不能够照这样下去，改革是绝对必要的。”小说中的写景也带有浓郁的抒情笔调。
屠格涅夫又是个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语言富有表现力，风格简洁、纯朴、清新而富有抒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