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9世纪文学（一）
第一节浪漫主义文学概论
浪漫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末，繁荣于19世纪上半叶欧美文坛的文学运动和流派。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处于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上升的新旧历史交替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促进了物质的高度文明。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它给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解放和物质的富裕，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新的文明给人带来了新的束缚，尤其是物对人的束缚，使人的自由得而复失。新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由其私有制本质所决定，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其政治文化活动，都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根本目的。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反对神学教条时，很重要的一个武器是用人创造的物质产品和所具有的创造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的能力，来与神学“上帝创造一切”的观念相抗衡。如今在对“神”的崇拜心理弱化的同时，是对“物”的力量崇拜心理的强化。这就导致了人的自由本质被异化为“物”以及人对这种文化现象的认识和反叛时期的到来。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到人与物的对峙以及物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异化，开始强调人的自由天性、自由情感，以此来反抗包括封建专制和道德、科学理性、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现存制度在内的人类文明。他们向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要自由，西方各国浪漫主义文学形象再现了他们的这种精神需求。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仅在欧洲和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带来了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它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深入到了人们的意识之中，激发了人们个性解放和感情抒发的要求。在法国出现了以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主张保证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要求国家保证个人的人身、信仰、言论、职业、经营、选举、集会等自由。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关系确立后“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的监督”的现实。对个人独立和极端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浪漫派作家往往从个性受压抑，个人才能得不到发展，个人愿望和抱负得不到实现等角度，表现人物与社会的矛盾，表现人物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的感情、行动和悲剧。浪漫主义文学描写的以个人的失望与忧郁为内容的“世纪病”，以个人与社会的徒劳对立为表现形式的“个人反抗”，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人权宣言》所宣布的自由竞争法则，在西方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资产者、小资产者都企图通过巧取豪夺，有朝一日达到权利和财富的顶峰；在大革命中破产落魄的贵族，也力图利用新的社会法则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人们对飞来好运的期望变得更加炽热，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溺于好梦和幻想。对贵族来说，大革命使他们失去了天堂，于是悲观颓唐、消沉阴郁的情绪，人生虚幻、命运多舛的感慨以及对神秘彼岸的热烈向往便纷然杂呈；对资产者、小资产者来说，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在资本主义现实面前破灭，不免使他们失望、苦闷和彷徨。这种社会现象和心理为浪漫主义的盛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法国大革命对一些作家直接产生了影响。德国的歌德、谢林、荷尔德林、弗・施莱格尔，英国的湖畔派诗人等作家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认为人是自然法则的制定者，人的精神具有天生的几种能力：对时空的直觉，对原因、现实、实体和整体的理解。在他看来，世界并不像人的头脑里反映的那样，人在建造世界时也形成了认识，由此证明了世界的理想和神秘性质。他为浪漫主义的非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康德极力推崇人的自由。他认为只有自由的人的选择才能决定一切，任何外在的或更高的法则都不能主宰人，人的尊严在于获得理性自由。康德的学生费希特认为，现实只是人的一种创造，反对自在之物能限制人的悟性。他把人看作征服者，人能对自然起作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天才、灵感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心灵提高到客观世界创造者的地位。黑格尔认为世界的真理在于它的历史中，而这历史是不断变化的；精神就是历史，历史将理性和非理性、必然和偶然、感觉和非感觉混合在一起。他认为人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在自在自为这个意义上，人才是绝对的、自由的、无限的”。他对主客体的辩证关系的分析给康德和费希特逐渐建立的主观主义的个性披上了理论外衣。德国古典哲学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性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则从另一个角度给浪漫主义文学输送了可利用的思想。圣西门否定了现行社会，坚信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傅立叶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他们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图景，圣西门预言未来社会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傅立叶提出建立“法郎吉”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根据个人爱好和能力进行分工，劳动是人的需要和享受。英国的欧文以为靠知识的传播就可以消除社会矛盾。他把希望寄托在仁慈的统治者身上，主张建立合作社和职工会。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强调阶级调和、阶级互爱，并幻想以此解决社会矛盾，为浪漫主义者否定现实、憧憬未来提供了思想基础。
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坚实的文学发展基础。18世纪法国卢梭崇尚感情抒发，德国的歌德关注“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席勒区分了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英国感伤主义文学呈现出了明显的浪漫主义因素。他们共同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最早发端于英国和德国。彭斯和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他们的创作分别处于18世纪80和90年代，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先声。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发表的《抒情歌谣集》，其序言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施莱格尔兄弟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他们在1798年创办了《雅典那神殿》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浪漫主义诗歌的文章以及蒂克、诺瓦利斯等人的浪漫主义诗作。1813年，斯塔尔夫人在法国发表了《论德国》一文，介绍和论述了浪漫主义文学。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1802）提供了浪漫主义散文和小说的典范作品。他们共同努力，在1805年左右促成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个浪潮。第二个浪潮从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在法国有拉马丁和维尼作呼应。意大利的白尔谢、德国的霍夫曼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浪漫派作家。第三次浪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年至1848年，以雨果为首的一大批作家纷纷涌现。在俄国和东欧，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蓬勃兴起，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迅速崛起。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19世纪初也传到了美国，造就了惠特曼、麦尔维尔、霍桑等一大批作家，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发展。
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算是结束了，但其思潮并没有销声匿迹，其影响还历历可见。雨果在50年代还继续发表着重要作品，一些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者的作家还不时地涌现。
浪漫主义作家们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突破文学描绘现实的范围。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作家怀着高昂的革命激情，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封建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的罪恶现象，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带有贵族倾向的作家，则从留恋旧制度的立场批评资本主义的现实，或是歌颂中世纪的“世外桃源”，或是在悲观绝望中沉溺于神秘的世界，赞美黑夜和死亡。他们批判现实的武器都是人道主义，一般都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都企图建构理想的社会图景。浪漫主义作家酷爱描写中世纪和以往的历史，他们并不重视反映历史的本质，只是把历史作为自己自由驰骋的艺术场景。作家们喜爱自然风光、异域风情，厌恶资本主义的现实和都市文明。
浪漫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第一，强调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有强烈的主观性。浪漫派作家认为古典主义宣扬的理性束缚了文艺，于是把抒发个人感情置于首要地位，对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挖掘。由此，浪漫派发现了“自我”，它成为对人和世界的新视野的源泉。作家们把爱情作为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爱情便成为他们竭力表现的对象。他们还进一步发展了对梦境的探索，因为梦境既有现实生活内容的折射，也有大量的非理性的精神表现。浪漫主义作家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与20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直接相通。第二，浪漫主义对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以及诗体长篇小说的创造。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就是从收集民间文学开始的。作家们从民间文学作品中撷取题材，学习表现手法，采用民间口语和民歌韵律创作，极大的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拜伦、普希金等人的诗体小说扩大了诗歌反映现实的范围，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浪漫主义作家对语言的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开掘，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第三，浪漫主义文学惯用对比和夸张手法，重视丑的美学价值，大力提倡想像。雨果把艺术对照原则运用于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他对丑的美学价值的认识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追求异乎寻常的情节，描写离奇的事件，塑造超凡、孤独的叛逆形象，大大发展了传统的夸张手法。作家们充分发挥想像，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惊人的效果，浪漫色彩也由此而生。第四，忧郁感伤的情调为浪漫派作家所爱好。作家们因与周围现实不相协调而精神忧郁，无论是有贵族倾向的作家，还是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作家，对现实都感到失望，都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忧郁的“世纪病”症状。
浪漫主义文学在英国、法国、俄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德国、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在美国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
德国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发源地。政治经济的落后，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的盛行，决定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宗教色彩。以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耶拿派”在《雅典那神殿》杂志上宣传浪漫主义主张，提倡个性解放、创作自由，鼓吹艺术的无目的论。尽管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了“神秘的夜”和死亡，但是，他们还是表现了自己主观的真情实感和个人的实际经验，同时还在挖掘和发扬着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1805年以后在布仑塔诺、阿尔尼姆、格林兄弟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呈现出收集民间文学作品和再创造的高潮。他们丰富了德语诗歌宝库，创造了童话的典范作品，具有返回自然、歌颂自然美、远离都市文明的价值趋向。1809年以后，德国浪漫主义在柏林形成了另一个中心。克莱斯特、霍夫曼、沙米索等作家抨击了普鲁士官场和司法制度的腐败，再现了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市侩世界，讽刺和批判了拜金主义。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表现出了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致性：热情的诗的世界与冷酷的市侩社会彼此对立，不能调和。他们在对丑恶现实的批判讽刺中，表达了自己美好理想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所带来的痛苦。
海涅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他既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之王”，又是结束德国浪漫主义、开创德国新诗派的“第一只夜莺”。他早年的浪漫主义创作体现了德国后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批判倾向。他创作的《歌集》倾诉了个人不幸的遭遇和悲哀无望的爱情，反映了诗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个性所受到的压抑以及寻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其游记作品的共同倾向是抨击德国的专制制度，渴望德国能爆发一场比较彻底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海涅写出了不少战斗力很强的政治讽刺诗，创作了有名的长篇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的创作既有拜伦式的反抗，也有雪莱式的对美好未来的企盼。
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创作建构了东欧浪漫主义文学反对异族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主题。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先人祭》第三部抨击沙皇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揭露波兰贵族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颂扬了爱国志士的顽强斗志。裴多非的叙事诗《雅诺什勇士》塑造了一个理想的英雄，反映了匈牙利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自由与爱情》是诗人歌颂自由的最强音，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代代传送。
19世纪上半叶，年轻的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摆脱英国传统的束缚、重视人的精神创造和追求自由的超验主义思想掀起了一场运动，这些因素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构成了其争取个性自由和歌颂精神解放等特点。在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爱默生和梭罗等超验主义理论家提出了浪漫主义的主张。他们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和直觉的意义，认为自然界充满灵性，人应回归大自然。欧文、库柏、爱伦・坡等作家是美国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欧文的散文小说集《见闻札记》描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摆脱了英国文学传统的束缚，他也由此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库柏开创了以《皮袜子故事集》为代表的边疆传奇小说，奠定了自己的美国民族文学奠基人之一的地位。爱伦・坡通过诗歌表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诗歌要突出音乐美。他创作了最早的推理小说，揭示人物的变态心理和非理性意识。美国后期浪漫主义文学以霍桑、惠特曼、麦尔维尔为代表。霍桑在代表作《红字》中，批判了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残酷以及教会的虚伪。他巧用象征手法，善于挖掘“隐秘的恶”。惠特曼是自由和民主的歌者。他的诗集――《草叶集》讴歌劳动、呼唤自由、鼓吹民主，是美国自由体诗的代表作。这些艺术家们的艺术创造大大增加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价值。
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冲向文坛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但是其局限也显而易见。浪漫主义作家们不是从当时具体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演变中去寻找人的自由的失落，不是紧密地联系现实生活去梳理、探究新的制度和工业文明如何制约着人的自由，所以，他们不能真正解决人的自由本质的复归问题。他们仅仅是感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人的戕害，以至于幻想寻找或主观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来与之抗衡。他们塑造出来的世界根本不可能存在，因而也无法实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们，看到了浪漫主义文学家在认识上的幼稚可笑。于是，后期的文学家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对人的本质开始了新的探索。
第二节英国文学与拜伦
一、 英国文学
英国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感伤主义文学实质上是用人的自然状态来否定资本主义文明。斯泰恩在小说《感伤的旅行》里，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否定性的描写，揭示了人的情感和性格上的退化。英国文学中真正自觉、有意识地对人的物化现实所进行的抗争是在19世纪初期开始的。在19世纪头30年里，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欧洲成就最高的文学，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早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他们的诗歌厌恶资本主义文明，否定技术进步，主张倒退，妄图用中世纪宗法制生活方式抵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但是他们不像感伤主义者那样用空洞的情感去替代现实，他们的全部诗作的基本主题是在个人的感受中，厌恶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丑恶，向往大自然的山川秀色，试图在大自然中寻找理想和人生的最后归宿。华兹华斯在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断然主张，文学家的使命是要在对日常生活和平常事件的真实反映中寻觅人类的天性，因为只有在“微贱的田园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才共同处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之美的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1961年，第5页。他的小诗《咏水仙》展现了一幅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恬静快乐的画面，表现出的是人要在大自然中寻找理想，寻找人性最后归宿的情怀。他的《丁登寺》、《致布谷鸟》、《致蝴蝶》、《麻雀窝》等名篇歌颂了儿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没有受过工业文明污染的完美人性，显现了他创作主题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对大自然的肯定中来探讨人的本质复归问题。尽管华兹华斯及其柯勒律治、骚塞等作家消极遁世，逃避现实，但他们毕竟给处在初期物化现象中的人的自由的复归开出了一剂药方。这也是19世纪初期英国许多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表达的基本倾向。
第二代诗人拜伦和雪莱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雪莱（1792―1822）与湖畔派诗人的风格截然不同。他一生朝气蓬勃、奋争呼号，就连马克思、恩格斯都对他作过极高的评价，一直是文学史家们公认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及作品的主题中，依然有很多与华兹华斯等人的创作相似的东西。如对丑恶现实的不满与反叛，就始终是激励他创作的主要动力。不过他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一味歌颂大自然，认为只有大自然才是人的自由本质得以回归或实现的净土。作为一个战斗的诗人，他认为理想的实现更依赖于这个社会本身的解放。在《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中，雪莱描写了在
抒情诗人济慈和历史小说家司各特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约翰・济慈（1795―1821）在长诗《伊莎贝拉》里，借助于中世纪的题材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夜莺颂》、《秋颂》等著名诗篇中描写大自然美景，抒发着自己追求人生真理的激情。他对大自然的感受极为敏锐细致，加之信念真诚，所以他的诗歌感染力极大。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在代表作《艾凡赫》以及《肯尼沃尔思》、《昆丁・达沃德》中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并使农民和其他被压迫者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他开创了欧洲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河。
二、 拜伦
生平与创作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出生于一个古老没落的贵族世家。父亲将母亲的财产挥霍殆尽后，只身浪迹欧洲，落魄潦倒客死于法国。拜伦随母亲度过了贫穷而孤寂的童年。他天禀聪颖，但生来微跛，稍稍解事便极为敏感、自尊，从小形成了孤独、敖岸和反叛的性格。10岁从伯祖那里继承了勋爵位和大宗产业，移居伦敦。1801年―1808年间，他先后就读于哈罗中学与剑桥大学，酷爱历史、哲学与文学，获硕士学位。
1807年，拜伦出版处女诗集《散懒的时刻》，遭到《爱丁堡评论》杂志匿名书评的粗暴攻击和挖苦。拜伦随后发表长篇讽刺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进行回击。这是英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诗人以评论家的身份对自己所遭恶评给予反击，并对英国文学界各派力量作了评论。
1809至1811年间，拜伦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希腊、土耳其等地。这些国家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大大开拓了诗人的视野，在归途中诗人就创作了抒情叙事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1、2章。这两章在1812年一经问世即轰动文坛，4周内行销7版，拜伦也因此一夜成名，誉满欧洲文坛。全诗共4章，后两章完成于1817年，是诗人流亡时期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地的见闻与感想。长诗描写了异域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反映了希腊等地中海国家被奴役民族渴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塑造了一个孤独、忧郁、悲观的青年漂泊者形象――哈罗尔德。这是一个“拜伦式英雄"的雏形。他是一个贵族青年，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希望从较少受现代文明侵蚀的民族和大自然中寻求纯真的情感。欧洲的现实却使他感到人生虚伪，世态炎凉，知音难寻。所以作为旅人的他，“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哈罗尔德具有拿破仑战争时期及“神圣同盟"初期西方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不满现实但又找不到出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却也不能和人民群众一起斗争，于是陷入悲观绝望之中。与之相反，诗中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我"。在第3、4章里，“我"超越哈罗尔德形象，明显的凸现出来。“我"积极入世，热情洋溢，既是一位目光犀利的观察家、思想深邃的批评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自由、敢于揭露、又善于斗争的民主战士。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形象都带有明显的自传成分，是作者的两个自我。他们既表现了拜伦世界观的矛盾，又体现了他的思想感情整体。
在英国劳工自发捣毁机器的“勒德运动"高涨时期，在国会获得世袭议员席位的拜伦挺身而出，发表演说反对政府制定的镇压工人运动的死刑法。
1813至1816年，拜伦创作出了一组被称为“东方故事诗"的传奇作品，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杜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巴里西纳》（1816）、《柯斯林之围》（1816）。它们题材新颖，充满浪漫情调。主人公无不具有愤世嫉俗的思想、叱咤风云的勇气和狂热而又浪漫的冒险经历。他们是单枪匹马的复仇者，有崇高的道德观和侠义心肠，酷爱自由，忠于爱情，最后却成为社会的牺牲品。这些人物形象有作者本人生活遭遇的明显印记，发展了哈罗尔德所体现的拜伦主义――失望忧郁的情绪和纯粹的个人反抗，而成为典型的“拜伦式英雄"，即高傲而倔强，忧郁而孤独，神秘而痛苦，与社会格格不入从而对之进行彻底反抗的叛逆者。在以后的诗剧《曼弗雷德》和《该隐》等作品中，该性格还有所发展。拜伦式英雄在欧洲广大民主阶层引起广泛的共鸣。
拜伦的政治态度和反叛精神早就触怒了上流社会，权贵们便借机大肆渲染他与妻子分居的家庭纠纷，掀起了一个诋毁诗人的运动。心高气敖、疾恶如仇的拜伦于1816年被迫愤而离国。他途经比利时到了瑞士，在这里结识了英国另一伟大诗人雪莱，并与之成为知音。
流亡生涯加强了拜伦的孤独和空虚，以致思想濒临危机。忧郁、悲观和绝望的情绪笼罩了诗人这一时期的创作。自传体的长诗《梦》和描写太阳熄灭人类逐渐死亡景象的《黑暗》，是诗人最阴郁的作品。这种“世界悲哀"的主题既是诗人自身不公正遭遇的反映，也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欧洲革命处于低潮的时代氛围在诗人心灵上的折光。然而拜伦并未由此减弱讴歌自由的斗志。他在《普罗米修斯》（1816）中赞美了普罗米修斯敢于抗拒一切邪恶势力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在《勒德派之歌》（1816）里号召工人们拿起利剑反抗
1816年10月到1823年夏，拜伦旅居意大利，积极参与意大利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革命运动。他参加了有名的烧炭党秘密组织，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其创作也进入了最灿烂的时期。他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后两章，写出了激励意大利人民斗争的长诗《塔索的悲哀》（1817）、《威尼斯颂》（1819）、《但丁的预言》（1821）。在被他称为神秘剧的《该隐》（1821）里，他把本是人神共诛的谋杀者该隐塑造成反抗上帝权威的顶天立地的好汉，一个叱咤风云的拜伦式英雄。讽刺诗《审判的幻景》（1822）、《爱尔兰的化身》（1822）和《青铜时代》（1822―1823）对英国的君主、君主制及其御用文人、神圣同盟的各国统治者进行了尖刻辛辣的嘲讽。未完成的长篇叙事诗《唐璜》是拜伦最后也是最优秀的一部诗作。这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了拜伦学识的博大精深，政治热情的奔放和哲学思想的深刻；同时表明他逐渐摆脱了深重的悲哀，愈加焕发出思想家和战士的风采。
1821年，烧炭党起义失败，拜伦前往希腊去参加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1823年秋，拜伦率领自己招募的一支军队乘船来到希腊，受到希腊人民的热烈欢迎，并被推选为统帅。诗人身负重任，但壮志未酬。他骑马出巡遭雨受寒，致重疾，于
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一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抑郁的自我主义者。他的叛逆性格决定了他在思想上是现存制度的反对者，其思想核心是自由与正义。在他看来，自由是正义的灵魂，先有了自由，然后才能谈得上正义。拜伦是西方文明的产儿，与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个性价值和自我崇拜一脉相承。他的自由观包含着更多的唯我主义成分，所以极易导致无政府主义，产生孤傲倾向。他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显而易见，但对自由的热忱，使他不但超越了贵族意识和阶级偏见，而且还超越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圈子，成了所有被奴役者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最先注意到同行们在作品中试图用对幻想的理想世界的塑造以求人的自由实现的做法的荒唐可笑。一方面，他用《东方故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著名作品，表达了对“文明"社会的厌恶和蔑视，对窒息个人自由、压迫人的本性的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统治进行了愤怒的抨击；另一方面，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甚至还会有出现所谓理想社会的可能。他断然否定了同时期作家们把人的自由的实现寄托在大自然或新天国的非分之想。因此，他笔下的大自然虽然也是美丽的，但已经被“文明”践踏的满目疮痍。至于所谓未来的“理想世界”，他更为之绝望。恰尔德・哈罗尔德、唐璜等形象表现的万念俱灰、悲观绝望的情绪，正是拜伦同样情绪的体现；而曼弗雷德至死不向天国妥协，拒绝代表理性的精灵的召唤，最后孤独死去的描写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悲哀”的哲学，可以说是拜伦对所谓理想世界绝望心情的反映。当然，拜伦也承认人的本质的内涵是自由。但是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已经领悟到，在他所生活的制度里，人的自由本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理想的世界”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幻想而已，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消灭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拜伦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绝望和悲哀，与其说是他的消极，还不如说是他的深刻。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事实，愈来愈证明了拜伦预感的正确。
作为浪漫主义一代宗师，拜伦创作了包括抒情诗、驳论诗、讽刺诗、故事诗、诗剧、长篇叙事诗等在内的大量作品，表现出了诗人强有力的个性和潇洒独立的艺术风采。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拜伦创作艺术的显著特征。他的每一行诗都蕴含着澎湃的激情，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火热的内心和炽烈的性格。他通过主观抒情呼唤自由与正义，表达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爱憎倾向。辛辣的讽刺是拜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他的讽刺机智微妙，变化万千，耐人品味，使其诗作具有特别的战斗性和摧毁力。
《唐璜》
《唐璜》（1818―1823）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叙事诗，共16000余行，分为16歌，是拜伦最后也是最优秀的诗作。它以唐璜的游踪及其数次爱情历险为主要线索，展现了欧洲社会的广阔图景，涉及人类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是一部思想容量丰厚、艺术风格独特的大型讽刺性巨著。
唐璜本是14世纪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色鬼、恶棍，常常再现于西方作家的作品之中，如莫里哀的散文剧《唐璜》和普希金的悲剧《石客》。拜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历史背景上重新塑造唐璜。长诗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天真、热情、善良的贵族青年，很少哈罗尔德的忧郁孤独，亦无曼弗雷德的愤世嫉俗，更见不到该隐那种叱咤风云的叛逆反抗，他的性格特征随着种种历险经历而深化复杂。他顺从人的天性，无视清规戒律，绝少虚伪做作；他又缺乏坚定的信念，常常因意志薄弱而经不起诱惑。他在教堂、母亲的“膝下”和教师的课桌前长大。正当他的母亲向人夸耀“她的少年哲学家已经变得如何正经，如何沉静，如何稳健”的时候，他却受到了邻居贵妇人朱丽娅的引诱，坠入爱河。传统的贵族教育培养起来的种种理念被人的爱欲需求击得粉碎。唐璜对恋人总是倾心相与，但却常常遭受险情，被迫分离。他与邻居贵妇的私情暴露，被迫离国远行。他在海上遇难，被海盗的女儿援救，并与其相爱，但又被贪心的海盗卖到奴隶市场，又一次与爱人分离。唐璜并不怯懦，在关键时刻能表现出英雄气概。他在海上遇险，看到受饥饿威胁的人们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先吃哪一个人时，他宁死也不干这一野蛮行为；他被人从奴隶市场上买到土耳其苏丹的宫廷，面对苏丹王妃咄咄逼人的无耻求欢，他神态自若，虚与委蛇，最终带同伴逃跑；在战场上，他奋不顾身救出一个孤儿；在英吉利荒道上只身把强人打翻……唐璜喜好女色，艳遇不断；他玩世不恭，能迅速地适应各种突如其来的境遇。他参加了正在入侵土耳其的俄国军队，“因功"到了俄国女皇的宫廷，心安理得地成了女皇陛下的新宠，后来又以俄国特使的身份出使英国。长诗突然中止时，他还沉溺在伦敦的“大千世界"里。
唐璜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既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唐璜，又大大超越了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但他的好色和玩世不恭又和原型相似。在拜伦的眼中，唐璜是一个普通的贵族青年，他的荒唐只不过是人类本性的自然流露。可见他是一个芸芸众生式的人物。其性格的复杂性体现了现实世界中生活的多样性和道德的复杂性。客观地说，拜伦创作《唐璜》并不是为了专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长诗中对唐璜活动的描写常常是作者大发议论的由头和缘起。拜伦在给出版商的信中说：“我打算让他周游欧洲，要他经历种种围城、交战、冒险的生涯；最后叫他参加法国革命。……我要把他在意大利写成一个爱奉承女人的骑兵，在英国把他写成惹得人家离婚的罪魁祸首，在德国写成像维特一样的多愁善感的青年；目的都是为了我能够嘲笑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辛未艾：《拜伦和他的〈唐璜〉》，《唐璜》(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9页。拜伦创作《唐璜》的目的在于讽刺主人公真正活动的18世纪末和诗人生活的19世纪初“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诗人批判一切反动势力的民主与自由思想。
首先，通过主人公的冒险足迹，描写了海盗称霸的希腊岛屿、奴隶市场、土耳其苏丹后宫、俄罗斯宫廷和英国上流社会，刻画了威严的女皇、淫威的皇后、谄媚的朝臣、骄奢专横的将军、腐化堕落的王公贵族……他们一半是权威，一半是淫荡，制造了无数人间惨状：民族被奴役被侵略，战场上血腥的屠杀，奴隶市场上人像牲畜一样被买卖。诗人揭示出封建专制的暴虐和社会道德的虚伪，谴责了“神圣同盟"的侵略暴行，表达了自己对专制制度的憎恶。
其次，揭露和讽刺了诗人最为熟悉的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大英帝国凭借雄厚的资本屠杀恫吓世界，充当镇压革命扼杀自由的国际宪兵。政府压迫盘剥国民，政治家撒谎，无形文人变节。贵族男女心灵空虚，沉溺声色犬马。男人喝酒、赌钱、嫖妓，女人花枝招展，打情骂俏。夫妇同床异梦，23岁的贵族少妇竟然背着50岁的荒唐丈夫勾引16岁的男孩。拜伦对英国的资产阶级及其金钱统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将英国比做一个住满了凶禽猛兽的动物园，将伦敦称为“魔鬼的客厅"。在他的笔下，拜金道德毒化了社会，腐蚀了灵魂，人人把钱看得高于一切：可以“拿走性命，拿走老婆，但决不要拿走人的钱袋"。
再次，长诗充满着对正义事物的爱，对失去自由的人的同情和对被压迫者的战斗号召。拜伦十分同情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他热情的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斗争，甚至号召顽石也起来反抗世上的
《唐璜》里有不少哲学的思索，如“沉思人世的变化无常"，探讨“生与死"的奥妙，研究岁月永恒，人生苦短，命运莫测等等。诗人“怀疑是否怀疑本身也是怀疑"，视“人生是场游戏"，并因此而流露出虚无主义、极端享乐主义和悲观绝望等等消极情绪。
长诗借外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评议英国乃至欧洲的现实，批判压抑人身自由的暴政，抒发对正义自由的渴望，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品，其作者无愧于时代歌者的称号。《唐璜》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佳作，强烈的主观抒情和浓郁的浪漫色彩构成了作品的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拜伦鲜明的爱憎激情显现在长诗优美而略带忧伤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统贯全篇。主人公次次历险，命运大起大落，使长诗中的戏剧性场面层出不穷。大海、海岛、内陆、美女、强盗、王妃、女皇，离奇的故事，异域的情调，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多彩多姿的浪漫画卷。作者恰到好处的抒情与浪漫的图景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长诗表现出了难以抗拒的魅力。
夹叙夹议是《唐璜》的另一重要特征。拜伦似乎常常按捺不住自己，在叙述中随时向他的主人公和读者大发议论，或评点国事和人物，或追思遐忆，或赞叹大自然的神奇。诗人的议论讽刺了现实时事，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成分；抒情性的议论则多是浪漫主义的感慨，直抒胸臆，美妙而感人。
诗作的语言风格多样，极富变化，把愤怒的揭露、辛辣的揶揄、尖刻的辩论、俏皮的嘲笑、热烈的抒情和哲学的沉思表现的恰到好处。拜伦的语言畅晓明白，具体简约。他大量采用口语词汇，但白而不俗，谑而不陋。整部长诗犹如一曲扣人心弦荡人魂魄的交响乐章。
第三节法国文学与雨果
一、 概述
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复辟与反复辟的曲折斗争，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的创作分别代表着法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贵族倾向和民主倾向。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基督教真谛》（1802）鼓吹基督教的复兴，但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的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赋予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中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范例。作为一个没落贵族思想情绪的体现者，他曾用自己的作品《阿达拉》煞费苦心地论证了基督教、上帝、灵魂不死等等问题，在表现世俗爱情与宗教信仰的矛盾时，夸大宗教的力量。同时他又把这个殉教故事写得缠绵悱恻，情感动人。在另一部小说《勒内》里，他塑造了法国大革命后一代贵族没落青年的典型――勒内。在勒内身上所表现出的“世纪病"，实际上就是没落贵族阶级孤独颓唐、悲观厌世的精神病。“世纪病"也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所建立的新制度下产生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强烈不满的产物。具有民主倾向的斯塔尔夫人（1766―1817）在自己的文论著作《论文学》（1800）、《论德国》（1813）中肯定了浪漫主义文学；在书信体小说《黛菲妮》（1802）中，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道德和宗教偏见。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善写爱情和自然，他的《沉思集》（1820）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之作。另一位诗人阿尔弗雷・德・维尼（1797―1863）以写哲理诗著称。他的《古今诗集》（1826―1837）、《命运集》（1864）宣扬孤傲坚韧精神，表现出不满现实、悲天悯人的思想。在他的后期诗作里，对未来的憧憬处处可见。龚斯当、赛南古、诺蒂埃等作家的小说，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秩序确立后人与社会矛盾对立从而要逃向净土大自然的主题。
雨果是法国新一代浪漫派的领袖。他的《〈克伦威尔〉序言》是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发起总攻的宣言书；其剧本《欧那尼》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斗争中大获全胜。他遵循艺术美丑对照原则塑造人物形象，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像、夸张的手法来使自己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中的丑恶相对立。女作家乔治・桑（1802―1876）从创作妇女问题小说到社会问题小说，再发展到写田园小说。《康素爱萝》（1842―1843）在18世纪欧洲黑暗丑陋的现实背景中，塑造了一个不慕虚荣、不畏强暴的女歌唱家形象。《安吉堡的磨工》（1845）反映了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魔沼》（1846）是作家最成功的田园小说，赞美了生活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农村田园生活里的善良质朴的农民。阿尔弗雷・德・缪赛（1810―1857）的诗歌感情真挚，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塑造了一个“世纪病"形象沃达夫。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的诗歌和小说、大仲马（1802―1870）的历史小说均是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佳作。
浪漫主义运动在法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和戏剧，都出现了许多杰作，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推向高峰。
二、 雨果
生平与创作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他经历了拿破仑时代、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代，文学生涯长达60年之久，在各个文学领域都有重大建树。他的创作反映了19世纪法国的重大历史进程和文学进程。
1827年，雨果政治上转向自由主义。就在这一年他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剧本因不符合舞台艺术要求而未能演出，但序言却成了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雨果也因此而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在序言中，雨果认为，在新的时代，文学必须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他提出了新的美学原则：对照。他认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这个对照原则一直指导着雨果的文学创作。
30―40年代，雨果主要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他发表了5部诗集：赞美希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东方集》（1829）、抒写家庭和个人生活的《秋叶集》（1831）、抒发忧郁情怀憧憬未来希望的《晨夕集》（1835）、回忆家庭生活描绘自然美景的《心声集》（1837）和记录了诗人和朱丽叶爱情的《光与影集》（1840）。诗集中大多为抒情诗。雨果还创作了6部戏剧：描写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轶事的《国王取乐》（1832）、表现一个女下毒犯故事的《吕克莱斯・波基娅》（1833）、描写16世纪英国女王爱情纠葛的《玛丽・都铎》（1833）、描绘16世纪意大利贵族复杂情感的《安日落》（1835）、揭露宫廷罪恶的《吕依・布拉斯》（1838）和《城堡卫戍官》（1843）。尽管最后一部戏剧是失败的剧作，但是雨果毕竟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开创者之一，其功不可没。
1841年，雨果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1845年，他成为贵族院议员。在政治上，他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但不是共和派，一直幻想敌对阶级的和解。1848年的革命对雨果的思想影响甚大，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当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时，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拿破仑三世的无情镇压，迫使雨果流亡国外19年。1859年，雨果轻蔑地拒绝拿破仑三世的大赦，直至1870年，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成立后的第2天，他才返回祖国。
流亡期间，雨果创作了批判拿破仑三世的政论小册子《小拿破仑》（1852）、揭露政变过程的文章《一件罪行的始末》（1877年才发表）、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1853）、总结和回顾自己一生的《静观集》（1856）等优秀诗作。雨果在晚年还发表了表现爱国主义激情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凶年集》（1872）。1883年，雨果的诗集《历代传说》（1859―1883）问世，这部诗集被认为是法国诗歌和世界文学中最丰富最完美的抒情史诗之一。雨果开拓了法国诗歌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功能。他的诗歌无论长短都风格豪放，激情洋溢。他丰富的想像力、丰富多彩的语言、独具匠心的修辞手法在对照原则的运用中，显得格外突出，并共同构成了其诗歌无法抗拒的魅力。
流亡时期还是雨果小说创作的丰收期，他写出了浪漫主义的长篇杰作《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和《九三年》（1872）。《悲惨世界》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雨果认为，社会压迫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地遭受灾祸。小说通过冉阿让、芳汀、柯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现实中的人间地狱。这三个男人、女人和儿童，代表着所有的穷人和现实的悲惨世界。作家描绘悲惨世界的目的是要消灭不人道的社会现象。他认为不公正的法律直接实施了对穷人的社会压迫，他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哀主教，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恶。仅有仁爱还不够，还需要实现共和。雨果怀着极大的热情描绘了
雨果精力旺盛，才思过人，在文学领域成果累累，著作等身。他也是一个享有极高声誉的社会活动家和人道主义者。他一直致力于为受压迫的人民和民族鸣不平和反对暴政的活动与斗争。传奇般的经历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的形象更加高大。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1831）以其紧张非凡的故事情节、色彩浓烈的社会背景描写、对照鲜明夸张的人物形象，而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著名代表作。
小说以15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为背景，在情调奇特、色彩鲜明的中世纪宗教场景中展开情节，演绎了一个悲惨可怕、震撼人心的故事。狂热的人群在巴黎圣母院前欢度愚人节，选出了最丑的愚人王――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喀西莫多。美丽的吉卜赛少女爱斯美拉达带着一头会耍杂技的小羊在广场上卖艺。圣母院教堂的副主教克罗德・弗洛罗被少女的美丽所吸引，指使喀西莫多夜间在街头劫持姑娘。爱斯美拉达被国王的弓箭队长弗比斯救出，她从此爱上了这个轻薄的军官。克罗德跟踪爱斯美拉达和弗比斯，在他们幽会时刺伤了弗比斯，并嫁祸于姑娘，姑娘因此被判死刑。行刑之日，对爱斯美拉达充满爱慕之情的喀西莫多从教堂前的法场上把姑娘救了出来，将她安置在不受法律管辖的圣母院里。教会掀起了宗教狂热，吉卜赛少女被视为女巫，法院决定不顾圣地避难权要逮捕姑娘。巴黎下层社会乞丐王国的乞丐、流浪人闻讯攻打圣母院，要救出自己的姐妹。混战之际，克罗德把爱斯美拉达劫出圣母院，逼她屈从于自己。他在遭到拒绝后把姑娘交付给追捕的官兵，在圣母院楼上看着姑娘被绞死。绝望的喀西莫多在愤怒中把从小把他养大的克罗德推下顶楼活活摔死，他自己也到公墓找到了爱斯美拉达的尸体，自尽在她的身边。
雨果通过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他所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分为世俗的和圣灵的两个层面。世俗的层面由两个对立的群体构成：教会及神职人员、王室、司法界、总督组成的权力集团和流浪诗人、乞丐、市民等组成的新生市民集团。权力集团虽然居统治地位，但已经腐朽，是衰亡的群体，其精英人物是克罗德。克罗德出身贵族，从小接受神学教育，是居于神学、经学和教育学知识顶峰的学者。他身为圣母院教堂副主教，居高临下，自觉是掌握人们灵魂的人。当他在科学领域挖掘探索中，发现已经走到最顶端，却依然无法认识和解释世界。僵死的科学使他变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道德和理智残缺不全的人。他身上的全部人性被神学和教堂扼杀，没有丝毫人间温情，在他那“迷人"的身躯里隐藏着残忍和恶毒的灵魂。爱斯美拉达的美丽激起了他身上久违了的人的情欲，颠覆了他所献身的神学理念。他是一个要征服和占有美的恶势力的化身，他把拒绝他的爱斯美拉达诬陷为女巫，煽起宗教狂热，与官府沆瀣一气，置吉卜赛少女于死地。作者通过克罗德这个形象批判了僵死的神学理念，揭示了猖獗的教会势力。
雨果笔下的法国王室和司法界既腐朽又荒唐。司法界审判劫持爱斯美拉达的喀西莫多，场面十分滑稽。喀西莫多是个聋子，而审问他的法官也是个聋子。严肃的审判变成了答非所问的滑稽戏。当乞丐王国的乞丐们攻打圣母院，营救爱斯美拉达时，国王路易十一正在巴士底狱视察，想削减司法上的开支。国王衣服上的毛领子的毛都掉光了，羊毛袜也是旧的。他觉得法官贪污，巴士底狱关了许多犯人，开支很大。正在此时，有人说圣母院门前发生反对法官的暴动，国王听了非常兴奋，说终于有人反对法官了，法官有钱，有领地、房屋，而王室却很穷。国王的身体有些不舒服，御医一搭脉就开始为自己的侄子谋求财政部的官位。理发师看到国王答应了御医的要求，也立即参政，说那边的暴动不是反对法官的，而是针对你国王的。国王大怒，立即下令把女巫抓起来处死。国王和法官的工作好似无聊的游戏，荒唐之极，可是他们却主宰着人们的生死命运并规定着世上的法律和纪律。雨果对封建统治者及其国家机器的揭露和嘲讽，表达了作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厌恶和批判。
新生市民集团人物众多，朝气蓬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乞丐王国粗野、肮脏，也有犯罪，可它庞大而有力量，朝气蓬勃，自由自在，是世俗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克罗德的弟弟若望和国王的弓箭队长弗比斯实质上也属于这一集团。弗比斯身为贵族，却有一颗平民的粗野的心和属于市民阶级的爱好。他已与前弓箭队长的女儿订婚，可他对这贵族间的世袭联姻并不感兴趣。他是一个庸俗的人，喜欢喝酒、撒谎，自私胆小。他看不懂爱斯美拉达，只对她美丽而性感的肉体感兴趣。如果说弗比斯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贵族的话，那么，若望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玩世不恭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街头小流氓。他无视一切权威、一切宗教，可他及时行乐，从不忘记享受生命。在暴动中他被喀西莫多剥光了衣服从圣母院墙头上扔了下来，在临死前的瞬间，他还非常快乐地唱着流行歌曲。
新兴市民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流浪诗人甘果瓦。他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在小说中经历了三次死亡，可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第一次是乞丐王国判处他死刑，是爱斯美拉达同意和他结婚而救了他的命。第二次是克罗德希望有人帮助他使爱斯美拉达离开喀西莫多，就建议甘果瓦与爱斯美拉达互换衣服，替代姑娘留在圣母院内。甘果瓦怕被官府抓住处死，没有同意克罗德的建议，逃过一劫。第三次是在暴动中他被近卫军抓住送往巴士底狱，他对国王大唱颂歌，国王嫌他吵人就放走了他。克罗德从书本中研究世界，而甘果瓦是从生活中研究世界。甘果瓦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十分现实主义的人。雨果通过甘果瓦及其代表的市民世界，再现了资产阶级的无法遏制的上升趋势。
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极美的爱斯美拉达和极丑的喀西莫多。两人都是弃婴，一个被吉普赛人收养，在大自然中长大；一个被克罗德收养，在圣母院长大。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奇异的力量，喀西莫多的丑震惊了愚人节，使狂欢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爱斯美拉达的美颠覆了克罗德的所有神学理念，唤醒了没有人间情感的副主教的人性欲望。他们都是低贱者，深受重重压迫。喀西莫多爱恋着爱斯美拉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姑娘，在圣母院里精心呵护她，并且为了她把自己的养父扔下门楼摔死。因爱斯美拉达恐惧喀西莫多的丑，使喀西莫多生前得不到姑娘的爱。他自杀在姑娘的尸体旁。多年以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相偎在一起的尸骨，被风吹化成了灰烬。他们死后在圣灵界终成眷属。作者通过这两个形象，表达了对下层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歌颂了劳苦大众善良的美德。雨果把权力世界描绘为恶的根源，在市民世界里展现了善恶并存的现实生活局面，将圣灵层面刻画成至善至美的世界。喀西莫多外表极丑，心灵却极善，是雨果创造的特有的丑美典型，爱斯美拉达则内外都美，是至美至善集中的化身。作者通过他们形象地展现了自己的善恶对立、善最终战胜恶的理想。
雨果在说明《巴黎圣母院》时这样写道：“这是15世纪巴黎的图画，是反映在巴黎的15世纪的图画。"
他在小说里以浓烈的浪漫主义笔调，出色地描绘了巴黎的图景和中世纪阴暗生活的风貌：高大的哥特式的建筑、喧嚣的海洋、纵横交错的街道、街头广场上的刑场绞架、阴森的巴士底狱、流浪人居住的神秘场所等等，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充满绚丽色彩和奇特声响的世界。作者对圣母院的建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将它塑造成一个肃穆庄严、壮丽而又神秘的存在物，俯视和见证了历代的生活和眼前的悲剧。
小说的情节也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特征，处处表现出了巧合、夸张和怪诞。例如喀西莫多一人可以抵抗众人对圣母院的进攻，爱斯美拉达母女在绞刑架下重逢，喀西莫多和爱斯美拉达的尸骨见风就化为灰烬，这些全是作家奇特想像的产物。
雨果在小说中通过对王室及司法界与乞丐王国、圣母院与世俗社会、克罗德迷人的外表与丑恶的内心、爱斯美拉达的善良美丽与克罗德的阴险丑陋等一组组鲜明的场景、意象、人物的对比描绘，集中体现了自己的对照艺术原则。特别是喀西莫多这个丑美形象的塑造，给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典型。
第四节俄国文学与普希金
一、 俄国文学概述
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伴随着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战争的胜利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诞生。它以诗歌为主，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茹科夫斯基（1783―1852）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他的作品受到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充满神秘色彩，但却革新了俄国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十二月党人诗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沙皇官僚集团，宣传革命思想，奠定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主题。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不但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而且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也是俄国文学的重要成就。他的作品不但歌颂了人民的智慧，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痛苦命运的同情，而且讽刺了专制暴政、揭露了贵族的寄生生活。克雷洛夫的寓言富有民族风格，充满幽默和机智，并广泛的采用了民间口语，深受人民喜爱。莱蒙托夫是继普希金之后的另一位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他在长篇叙事诗《童僧》、《恶魔》里塑造了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人民反抗专制暴政的正义心声。抒情诗《帆》以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孤帆，象征着“祈求风暴"的不屈战士。《高加索》充满热爱故土的情怀，显示了描写自然的高超技巧。莱蒙托夫在小说《当代英雄》中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毕乔林。
二、 普希金
生平与创作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位民族诗人、伟大作家。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坛的太阳"。
普希金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祖先与沙皇多有交往。普希金认为，“正直的精神害了我们一族"，他的祖先多次失宠于历代沙皇。到了普希金父亲这一代时，家境败落。普希金很为自己的贵族出身骄傲，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独立人格：“我是普希金，而不是穆欣，/我既不富有，也不是达官，/这却很自在，我只是一个平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集)，查良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9、370页。保姆阿琳娜・罗吉昂诺夫娜是一位谙熟民间文学的农奴，她是普希金的第一位
普希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一生共写了800余首抒情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青年时代，他为反拿破仑战争的爱国激情所鼓舞，并受到12月党人的思想影响，写了不少反对暴政、呼唤自由、向往革命的诗歌，如《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童话》（1818）、《乡村》（1819）等。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在当时进步的贵族青年中广泛流传，对解放运动起了促进作用。1820年，普希金的第一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出版，使他的声望与日俱增。由于普希金在公开场合指责统治当局的暴行，在诗歌中歌颂自由，宣扬反对暴政的思想，沙皇下令流放他。多亏朋友们的帮助，普希金没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只是在南俄、敖德萨和他父母在北方的领地遭受软禁。在流放时期，普希金创作了著名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1821）、《巴赫奇萨拉的喷泉》（1823）、《强盗兄弟》（1823）、《茨冈》（1824）、《努林伯爵》（1825），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以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大部分篇章和大量的抒情诗、童话诗、评论、随笔等。《茨冈》写的是青年贵族阿乐哥同城市的“文明”社会发生冲突，因“衙门里要捉他”而出走；到了茨冈游牧群中间，和他们一起流浪，并同茨冈姑娘真妃儿结为夫妻。后来他发现真妃儿另有新欢，于是怀着报复心理杀了真妃儿和她的情人。阿乐哥由于他的凶残行径，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孤零零的留在草原上。长诗大量描写了茨冈人的生活，表现得却是俄国贵族青年寻找出路的主题。诗人把茨冈人的生活理想化，用以对照城市文明的虚伪，同时揭示和批判了主人公私有欲的贵族阶级本性。长诗展示了阿乐哥性格的复杂和矛盾，他是19世纪初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之一。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通过描写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的历史事件，揭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本质，指出“人民的公意”才是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肯定了人民大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
12月党人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普希金十分激动，写下了《先知》一诗，号召为受苦的12月党人复仇。
1830年秋天，普希金在自己的领地鲍罗金诺写完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别尔金小说集》、《吝啬骑士》等4个小悲剧、长诗《科隆那的小屋》、童话诗《牧师和他的工人巴格达的故事》、30首抒情诗和一些评论文章。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鲍罗金诺之秋”的这3个月里，普希金的创作硕果累累。30年代，普希金的创作由诗歌转向散文。除了长诗《青铜骑士》（1833）、抒情诗《秋》（1833）、《我又造访了》（1835）等优秀诗歌外，他主要创作了《杜布罗夫斯基》（1833）、《黑桃皇后》（1834）、《上尉的女儿》（1836）等著名的小说。《别尔金小说集》中影响最大的是短篇小说《驿站长》，它讲述一个小驿站长辛酸悲惨的一生，鲜明地表现出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开创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取材于18世纪普加乔夫起义。小说不像以往的文学作品那样，把农民起义领袖描绘成为杀人放火的强盗，而是把他塑造成热爱自由、宁死不屈的英雄。普希金笔下的普加乔夫英勇机智、坚定乐观、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戴。
普希金的性格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相似，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崇尚自由的独立人格。1831年，普希金与莫斯科美女冈察洛娃结婚。婚后他家迁往彼得堡。普希金重新进入外交部任职。沙皇赐予普希金宫廷近侍一职，使普希金深感屈辱。普希金时常托病拒绝参加宫廷节庆和仪式。沙皇对此十分不满，虽然解除了对诗人的流放，但从未取消对诗人的监视。普希金时常受到书刊审查方面的刁难，甚至发生了1834年宪兵拆看他给妻子信件的事情。1836年11月，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都收到了匿名信，告知近卫军军官、法国流亡贵族丹特士对普希金妻子的追求。为了保卫自己的名誉，普希金提出决斗。
天才普希金英年早逝，社会各界为之震动，当时整个彼得堡都骚动起来。数万人汇集到普希金家门前。沙皇政府明令禁止举行任何仪式。普希金的灵柩于夜间运往普斯科夫省领地，安葬在他母亲的坟旁。
普希金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开山祖师。在开拓文学主题、塑造人物形象、运用各种文学体裁方面，都做出了伟大的创造，给后来的文学家开辟了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
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诗人自己计算过创作这部诗体小说的时间，从
当时，俄罗斯经历了1812年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制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存贵族特权地位；第3种人则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前景，由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些人被称为“多余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是，出身贵族，教养良好，天赋很高；对沙皇政府和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没有好感；他们也有远大的抱负，想成就一番事业，但总是一事无成，到头来还是无所事事。贵族视他们为叛逆的多余人，劳动人民又把他们划入老爷的行列，同样把他们视为多余的人。
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有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多余人”之称。1851年，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在论文《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明确指出：“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去忙的；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人，他并不具有可以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他想得多，做得却少。”《赫尔岑论文学》30卷集，第7卷，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第204页。
奥涅金出生在彼得堡一个破落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他是在花天酒地、情场舞会中度过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逐渐感到生活空虚、精神苦闷：“他已不再醉心于狂热的娱乐，/奥涅金闭门关在家中，/一边打着呵欠，一边拿起笔，/想搞点写作，可是艰苦的劳动/使他感到腻烦，到头来，/ 一个字也没有流出他的笔锋。”（1章43节）《叶甫盖尼・奥涅金》，冯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本章以下引文除标明出处外，皆为冯春译文。
奥涅金不去当政府官吏或去军队当军官，而是想当作家。奥涅金几乎读遍了18世纪所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关心俄国的社会发展，也想有所作为。但是在京城，在贵族的生活圈里，他一事无成。正在这个时候，他的伯父病危，叫他去乡下接受大宗遗产。在乡下，奥涅金试图进行一些改革，用“轻微的地租，替代了世代的徭役的重轭”。结果是“农奴们都为好运而欢呼”，地主们却“一致公认，他是个最危险的怪人”。（2章4节）奥涅金感到更加郁闷。一位名叫连斯基的贵族青年主动找上门来，并成了他的朋友。连斯基刚从德国留学归来，喜好写诗，热恋着另一个庄园主的小女儿奥尔迦。他劝说忧郁的奥涅金陪自己到奥尔迦家里做客，答应介绍奥尔迦的姐姐达吉雅娜与奥涅金相识。
达吉雅娜是一个拥有“俄罗斯灵魂"的迷人的艺术形象。她年方17，一直在乡村长大，喜爱大自然，同情受苦受难的农奴。作者给她取了一个平民化的名字，刻意突出她与人民深厚的联系。她“腼腆、忧郁、沉默寡言"，内心却蕴藏着追求个性解放的热情。她热爱俄罗斯民歌，相信民间的古老传说，相信梦，具有俄罗斯人民纯朴的气质。她最喜欢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希望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和充满浪漫激情的幸福家庭。作者在道德的范畴，特别是在个性解放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当时席卷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思潮对女主人公的影响。奥涅金以鄙视现实的态度和与众不同的气质吸引了达吉雅娜，她怀着少女的真诚和纯洁的感情，大胆地给奥涅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爱信：“据说您不爱与人交往……/ 我知道，您是上帝赐给我的，/ 您将要保护我的一生…… / 可不是吗？我曾经听到您的声音：/ 当我在帮助穷苦的人们，/ 或者用祈祷来安慰我那 / 苦恼的灵魂心中的忧愁，/ 您不是在和我悄悄的谈心？…… / 试想一下吧，我孤零零一个人，/ 谁都不能理解我的心，…… / 但您的人格是我的保障，/ 我大胆地把自己向它托付……"（3章1节）限于传统的俄罗斯生活习惯和愚昧闭塞的社会环境，醉心于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世界里的达吉雅娜，情窦初开，天真无邪。她对周围的环境不满，善良又使她具有一种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这就和奥涅金有了一些共同的感受。她相信奥涅金正是他的意中人，可以保护她。她没有贵族小姐那种装腔作势，卖弄风情，对奥涅金产生了无限的信赖，是用心而不是用头脑一往情深地向奥涅金诉说着自己的理想和感受。
可怜的达吉雅娜爱上的是一个精神生活空虚的人，是一个不理解她的纯洁和真诚的人，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承受真正爱情的人。奥涅金与达吉雅娜相逢似知己。他在少女的钟情里看到了不同凡俗的灵魂。姑娘的情书“深深地触动了奥涅金的心弦"。但他不爱达吉雅娜，“他不想骗取这少女天真无邪的心灵的信赖。"（4章11节）他坦诚的表明，“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受家庭的羁绊紧紧约束"。达吉雅娜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她纯朴真挚的性格，却限制了她思想能力的发展。奥涅金的拒绝和说教使她感到悲伤、羞愧，她最终也只能像当时其他的少女一样，被带到“嫁人的市场"上，嫁给了一个“肥胖的将军"。她所追求的自由纯洁的爱情生活终究没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做客归来，“总是歌唱爱情，歌唱浪漫主义的玫瑰"的连斯基为能够又一次与情人相见而兴奋不已，奥涅金却为拒绝了达吉雅娜的爱情而更加忧郁、烦躁。达吉雅娜的生日到了，奥涅金在连斯基再三请求下又一次来到了姑娘的家里。宴会上，来自周围庄园的地主们个个自命不凡，谈吐庸俗不堪，令奥涅金无法忍耐。达吉雅娜面色苍白，郁郁寡欢，每次和奥涅金目光相遇时都露出极不自然的微笑。连斯基和他心爱的奥尔迦谈笑风生，情意绵绵。怒火在奥涅金的心中燃起，他决定要向把他带到这尴尬之地的连斯基报复。奥涅金起身来到奥尔迦的身边，使尽浑身解数向姑娘大献殷勤。轻佻的奥尔迦立刻就被奥涅金的风度和谈吐所迷倒，把连斯基置之脑后。连斯基对轻佻的奥尔迦“好不愤恨"，为了使她“感到难堪"，同时也是为了“决不放任这个浪荡汉用那叹息和恭维的烈火，去扰乱年轻姑娘的心坎"，他满怀着醋意向奥涅金提出决斗。决斗前，奥涅金十分矛盾，他只能应战。而连斯基打开席勒的诗集，眼前看到的却只是奥尔迦；他想留下遗书，写到“理想"时却无法继续写下去。决斗的枪声响了，连斯基倒地而死。奥尔迦很快就忘记了连斯基，远嫁外地。奥涅金外出各地漫游。
三年后，奥涅金返回京城彼得堡，与达吉雅娜再次相见。此时的达吉雅娜已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将军的妻子。她依然是那么“沉静而朴实"，却又“那么典雅端庄"。奥涅金发现自己疯狂地爱上了这个昔日被自己拒绝的女子，于是便形影不离地追逐她。达吉雅娜并不爱自己的丈夫，依然保持着对奥涅金的爱，但她既已嫁人就要忠实于自己的丈夫。她对奥涅金说：“有你这样的心灵和才智，/ 怎好成为卑微感情的奴隶？"（8章45节）“我知道，在你的心中有 / 自尊心和正直的荣誉感，/ 我爱你（这我又何必掩饰？）/ 但我已经嫁了别人，/ 我将一辈子对他忠实。"（8章47节）深沉的爱和纯洁的道德观念使达吉雅娜成为“俄罗斯灵魂"的代表。更可贵的是，她身居都市和上流社会而灵魂不改：“对于我，奥涅金，这种阔气，/这令人厌恶的荣华富贵，/ …… / 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乐意放弃 / …… / 这豪华、喧闹、乌烟瘴气的场所，/ …… / 去换取偏僻的乡间，奥涅金，/ 我第一次看见您的地方，/ ……"（8章16节）达吉雅那没有变，依然是那么真诚，那么可爱。奥涅金也没有变，他漫游三年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而一无所获。他最终发现了达吉雅娜身上蕴含的美，主动追求，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诗体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普希金写了第10章，但他又烧掉了。奥涅金的命运不知如何。根据普希金同时代人尤杰福维奇1880年回忆说，普希金“相当详细地对我们讲过他的最初的构思，提到奥涅金不是去高加索死在那里就是成了十二月党人！"
奥涅金不满贵族的腐朽生活，关心祖国的命运，同情劳动人民，努力去追求精神寄托。他所受的贵族教育和影响使他又不能正确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最终一事无成，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普希金在透视俄国社会时，敏感地意识到贵族阶层里存在着的多余人群体。他再现了1825年以前俄罗斯社会的真实面貌，塑造了奥涅金，提出了当时社会问题之一，即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表现出了俄国“初醒的社会意识"。
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是一个人物系列，虽说这一称谓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但这类人的基本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多余人"的典型，如莱蒙托夫笔下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他们身上无一不或多或少地闪现着奥涅金的影子。“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艺术上体现了诗与散文的有机结合。普希金第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把诗的抒情性和散文的叙事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他自己所说的“自由的形式"的“诗体小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独创性的艺术形式，是作者在艺术形式上对俄罗斯文学的重大贡献。
抒情性是作品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作者通过大量的“抒情插笔"抒发自己对人物的褒贬、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以及对往事的追忆，有的尖锐激烈、锋芒毕露，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画龙点睛、入木三分。大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抒情插笔"，扩大了作品的容量，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采用了对比手法精心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奥涅金和连斯基、达吉亚娜和奥尔迦之间在对照中，各自的性格特征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尤其是奥涅金和达吉雅娜以其个性鲜明的典型特征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不朽的文学形象。
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创造者，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把诗的精练、含蓄和散文的流畅、朴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典范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既是诗的，又是散文的。作品中除了男女主人公各写的两封信之外，其余均由4部抑扬格写成的14行诗组成诗节，这种诗节被称为“奥涅金诗节"。音部抑扬顿挫，韵律错落有致，读起来既铿锵有力又缠绵悠长，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和难以名状的音乐美。
第五节德国文学与海涅
一、 概述
1834年成立的关税同盟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但德国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实现统一已成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德国文坛，浪漫主义文学已日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倾向的民主派文学，代表人物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和剧作家毕希纳。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的创作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其创作生涯不足三年，给后世留下了三个剧本，而以展现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与吉伦特党人斗争的剧本《丹东之死》（1835）最为著名。在30年代的德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同样具有反封建倾向的文学派别――“青年德意志"，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主张立宪和民主，文学上反对浪漫主义，反对文学脱离现实生活，主张作家应接近人民。“青年德意志"思想较为激进，在艺术方面则空洞苍白，缺乏影响力，代表作家是路德维希・伯尔纳（1786―1837）、卡尔・古茨柯夫（1811―1878）和亨利希・劳伯（1806―1884）。
在1848年前后的德国文学史上还出现了一批为资产阶级革命呐喊助威的诗人，他们被称为“一八四八诗人"，这是一批革命性强、与人民关系密切的作家。他们以诗歌创作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呐喊，表达德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要求民族统一的愿望，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与革命性，他们也因此成为德国人民的代言人，同时，这些作家还积极投身实际行动，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为德国1848年的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在国内往往受到统治者的迫害，作品也遭到禁止，因而这些诗人不得不常年流亡国外。?迪南德・弗赖利格拉特（1810―1876）是“一八四八诗人"中的重要诗人，1844年出版诗集《信仰的自白》，诗集遭禁后被迫流亡比利时，1845年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相识。1848年回到德国后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8月因“煽动颠覆罪"被逮捕，获释后参加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1848年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伦敦，1859年在伦敦公开宣称与共产主义决裂。1868年弗赖利格拉特重返德国，普法战争爆发后弗赖利格拉特成为沙文主义诗人，脱离了革命，1876年逝世。“一八四八诗人"的其他重要诗人还有格奥尔格・赫尔韦格（1817―1875）、霍夫曼・封・法勒斯雷本（1790―1874）等。
19世纪40年代后的德国文学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出现了一批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被恩格斯誉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页。的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 海涅
生平与创作
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政论家。
海涅于
1815年在故乡读完中学后，海涅曾在法兰克福和汉堡学习经商。1818年在富有的当银行家的叔父所罗门的资助下，海涅开了一家纺织品商店，但因不善经营而很快倒闭。1819年得到叔父的资助，海涅先后进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在大学期间，他听过德国浪漫派作家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文学课程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课程。1824年进入哥廷根大学，1825年在哥廷根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从1824年开始，海涅进行了历时四年的漫游生涯，足迹遍及柏林、波茨坦、慕尼黑、黑尔戈兰等地以及英国、意大利等国。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正在北海小岛黑尔戈兰疗养的海涅大受鼓舞，写下《我是剑，我是火焰》的著名诗篇。1831年5月海涅便到了巴黎，此后海涅长期侨居法国，在此期间除了1843年和1844年两次短暂回汉堡外，海涅再也没有回到祖国。在巴黎期间，海涅结识了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肖邦等作家和艺术家，与圣西门信徒的交往使他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843年年底海涅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并结下深厚友谊，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写下了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政治诗歌，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战斗作用。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时，致信海涅道：“我离开这里的人们，可是离开海涅却使我最痛苦，我恨不得把您也装进我的行李里去。"从中可见两人友谊之深厚。
海涅的晚年是在病痛中度过的。1845年开始，海涅中年时代已患的瘫痪症逐渐恶化，并患目疾，导致左眼失明。1848―1856年间因中风瘫痪长期卧床，备受折磨。在长达八年的“褥垫墓穴"生涯里，海涅在病魔的折磨下仍然坚持创作，以口授方式完成的诗集《罗曼采罗》于1851年出版，肉体上与精神上的打击与折磨使诗集中的一些诗歌流露出悲观消沉、苦闷彷徨的情绪。但是，海涅依然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在诗歌《决死的哨兵》中，诗人写道：“在自由战争的最前哨，/三十年来我忠实地坚持"，“我的心摧毁了，武器没有摧毁，/我倒下了，并没有失败。"
海涅是从诗歌创作开始步入文坛的，被认为是歌德后德国最重要的诗人。海涅的诗歌创作开始于1817年，1827年出版的《诗歌集》是其早期抒情诗的代表作，由《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构成，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大多以个人的经历、感受为内容，抒写个人的遭遇、爱情的苦恼，主要内容是表达海涅对堂妹阿玛丽亚的绝望的爱情。海涅的诗歌感情真挚，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充满民歌色彩，曾被不少音乐家如柴可夫斯基、门德尔松、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纳等谱成曲传播于世界各国，《你像一朵鲜花》、《罗累莱》、《乘着歌声的翅膀》等诗歌因此而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诗歌集》成为德国文学中最受人欢迎的作品之一，海涅在世时就重版13次之多。《诗歌集》的出版为海涅赢得了声誉，奠定了海涅作为诗人的地位。
19世纪40年代是海涅诗歌创作的顶峰时期，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海涅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政治抒情诗。1844年发表的富有战斗性的政治抒情诗《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便是海涅为声援1844年6月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而创作的，反映无产阶级对压迫者的仇恨与反抗，对骗人的上帝、阔人们的国王、虚假的祖国的三重诅咒，工人们把三重诅咒织进埋葬老德意志的尸布里。诗中的工人被描绘成自觉的战士、旧制度的掘墓人。恩格斯非常欣赏这首诗，亲自把它译成英文，称之为“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并且指出：“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1页。
同年发表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则是海涅诗歌创作的顶峰，是海涅最重要的作品。
除诗歌外，海涅还创作了一些散文和小说。散文作品主要是四部旅行札记，它们是1824―1828年海涅游历祖国各地和英国、意大利的艺术成果，表明海涅的创作已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哈尔茨山游记》（1826）是海涅的第一部散文作品，以诙谐活泼的笔调描绘了20年代德国的社会现实，游记一方面揭露了德国庸俗的市侩和麻木不仁的小市民，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作者对美丽大自然的热爱、对纯朴劳动人民的歌颂以及对劳动者的同情，在写法上把对美丽大自然的描绘和对丑恶现实的讽刺交织在一起。在游记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水乳交融。第二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1826）集中体现了海涅对拿破仑的歌颂。出版后被查禁，海涅本人也受到普鲁士的迫害。第三部包括《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1828）和《卢卡浴场》（1829）等篇，第四部《英国断片》（1827―1831）表现了海涅对当时最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深刻认识：大资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冷酷和劳动者生活的悲惨。四部旅行札记牵涉到海涅关于社会政治、哲学、文艺等方面的许多观点，已成为研究海涅思想与创作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相对于海涅的诗歌与散文来说，海涅的小说就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海涅的小说不仅数量少(只有三部)，而且大都是未完成的片断。
19世纪30年代，海涅侨居巴黎后，一方面担任德国奥格斯堡《总汇日报》的记者，报导法国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为法国报纸撰稿，把德国的文化介绍给法国，对德法两国之间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海涅两部重要的理论著作《论浪漫派》（1833）、《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就是作者侨居法国期间向法国人民介绍德国文化状况而写的，也是为了反驳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海涅认为斯塔尔夫人的著作具有明显的美化封建制度、天主教会，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代表人物拿破仑的倾向，因此写下这两部重要的著作向法国人民正确地介绍德国。
《论浪漫派》对德国文学的发展作了简要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如莱辛、歌德、席勒等；对德国浪漫派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政治上是反动的，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认为德国浪漫派“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强调文艺的民族特色与蓬勃生气，指出德国的文艺女神“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开化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德国的女孩子，不应该是苍白的尼姑或夸耀门阀的骑士小姐"。海涅也提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认为“艺术只是反映生活的镜子"，把诗人与生活的关系比喻为安泰与大地的关系，“巨人安泰只有在脚踏母亲大地之时，才坚强无比，不可征服，一旦被赫库勒斯举到空中，便失去力量；同样，诗人也只有在不离客观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便变得软弱无比。"这部著作的出版，结束了德国浪漫主义在德国文坛的统治地位。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方面批评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以哲学为现存的封建制度辩护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隐藏其中的革命思想，对它在反对宗教方面的进步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康德哲学中的批判精神引起了一场哲学革命；费希特学说中所强调的自我就是与“神"相对立的“人"的自我，就是对上帝存在的否定；黑格尔是集大成者，“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哲学，然后完成我们的革命……革命力量是通过这些学说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认为，海涅早在1833年就已看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211页。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长诗描写诗人于1843年10月在流亡法国13年后第一次回汉堡探亲途中在德国的所见所闻所感。侨居法国的海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在到达边境时诗人就感到一种更为强烈的心跳，“泪水也开始往下滴"，然而，现实却让诗人感到德国依然处于沉睡与停滞落后的状态之中。全诗共27章，逐章对德国的检查制度、关税同盟、骑士制度、政治上的分裂、资产阶级的懦弱等现状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与辛辣的讽刺。
长诗无情抨击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诗人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愚蠢而顽固的普鲁士军队、反动的天主教会直至普鲁士国徽上的鹰都作了尖锐的讽刺与揭露。诗人嘲笑普鲁士海关人员搜查不到违禁物品的狼狈“我随身带来的私货，/都在我的头脑里藏着"，“该没收的书籍在头脑里/构成鸣啭的鸟巢。”诗人对普鲁士国徽上的鹰发誓，这只丑恶的鸟一旦落入他的手里，他就揪去它的羽毛，切断它的利爪，并要号召莱茵河区的射手向它射击。
长诗抒发了诗人对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的强烈憎恨，在第四章里，海涅抨击中世纪天主教会摧残理性、焚人烧书的罪恶，把科隆大教堂比作德国人民精神上的巴士底狱，预示它终将会被人民当作马厩来使用。在第七章里诗人梦游科隆大教堂，命令大教堂里的三个圣王滚开，“坟墓是你们自然的归宿"，并示意“黑衣乔装的伴侣"把圣王的残骸砍碎。
长诗狠狠批判了弥漫于德国社会中的倒退逆流，集中表现为对红胡子大帝的批判。红胡子大帝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王腓得烈一世，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0年渡小亚细亚则夫河时被淹死，民间流传红胡子大帝沉睡百年，醒后带领军队征伐邪恶的传说，德国统治者以此美化
1842年5月的一场大火并没有改变汉堡人们的生活，人们依然安于现状。长诗把汉堡守护女神汉莫尼亚作为资产阶级市侩的化身，讽刺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市侩习气。女神美化德国的过去与现在，并向诗人展示了德国的未来，即它只是发着恶臭的36个粪坑――海涅把德国分裂的36个邦国比喻为36个粪坑，认为它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诗人指出，要治疗德国的“重病沉疴"，“不能用玫瑰和麝香"，暗示只能运用暴力才能彻底清除这些粪坑，才能彻底变革德国的现实。
长诗首尾呼应，表达了诗人对未来的信心。长诗开头一个弹竖琴的少女唱着忧伤绝望的调子，唱着麻痹人民、叫人乐天知命的宗教歌曲“断念歌"和“催眠曲"，诗人则认为应该唱“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在长诗的最后一章，诗人坚信“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新的一代正在生长"，新的一代能理解诗人的诅咒和歌颂，能在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但这种“天上的王国"是较抽象、朦胧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海涅对德国鄙陋、落后的状况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与辛辣的讽刺，是出于对祖国真正的热爱，正如海涅在长诗的《序言》中所写的：“你们放心吧。我将要重视而尊敬你们旗帜的颜色，如果它值得我的重视和尊敬，如果它不再是一种无聊的或奴性的儿戏。……你们放心吧，我跟你们同样地热爱祖国。为了这种爱，我把13年的生命在流亡中度过，也正是为了这种爱，我又要回到流亡中，也许长此下去……我是自由的莱茵河的更为自由的儿子……。”长诗的标题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诗人以冬天的寒冷、萧瑟、阴沉象征德国死气沉沉、停滞落后的现状，以“童话"来比喻德国现实社会的荒谬、“非现实"。
在艺术手法上，海涅以精确逼真的笔触描写了德国现实的黑暗、停滞，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对检查制度、关税同盟、教会等的揭露都是现实主义的。对汉堡生活的描写也是真实的，德国小市民安于现状、懦弱、缺乏变革现实的勇气与毅力。同时诗人驰骋丰富的想像，充分描绘幻想的形象，一方面可与现实形成对比，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诗人淋漓尽致地发挥见解。诗中大量采用来自民间传说、童话以及圣经故事中的形象，如弹着竖琴唱着古老宗教歌曲的少女、圣经传说中的三个圣王、红胡子大帝的幽灵、汉堡守护女神、老保姆等，这些形象在诗中都被赋予新的内容。诗中描绘了诗人的五次梦境，如梦游科隆大教堂、会见红胡子大帝、会见汉堡女神等，通过对虚幻形象的描绘，有力地批判德国丑恶的现实。
长诗充分显示出海涅杰出的讽刺才能，常运用幽默的俏皮话、反语、隐语加强讽刺效果，如对普鲁士关税人员的讽刺、揶揄，“我随身带来的私货，/都在我的头脑里藏着"；讽刺普鲁士军队蜡烛般笔直的身子、迈步像踩高跷，“仍旧是那呆板的队伍，/他们的每个动转/仍旧是形成直角，/脸上是冷冰冰的傲慢"；对普鲁士军队头盔的讽刺：“我担心，一旦暴风雨发作，/这样一个尖顶就很容易/把天上最现代的闪电，/导引到你们浪漫的头里！/……如果战争爆发，你们必须/购买更为轻便的小帽；/因为中世纪的重盔/使你们不便于逃跑。”
在讽刺时，诗人还巧妙地把形象化的比喻交织在一起，如把普鲁士国徽上的鹰比喻为“丑恶的鸟"，声称它若落在自己手上，一定揪去其羽毛、切断其利爪，并号召莱茵河岸的射手射击它，表达了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痛恨；把德意志联邦36个邦国比喻为36个粪坑，表现德国的丑恶与污秽、诗人对分裂的祖国的痛恨。诗人还把自己比喻为狼，与现实作不妥协的抗争：“我不是羊，我不是狗，/不是大头鱼和枢密顾问――/我永远是一只狼，/我有狼的牙齿狼的心。/……我是一只狼，我也将要/永远嗥叫，跟着狼群――/你们信任我，你们要自助，/上帝也就会帮助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