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W・H・奥登认为卡夫卡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精神”。卡夫卡的作品主题以荒诞、梦幻般的场景展现了现代世界中人的异化，竭力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他的长篇小说《城堡》写于1922年。这部作品不仅是他生命体验与哲学思想的总结，也是最具“卡夫卡风格”的作品。

研究者发现：卡夫卡的身上体现了精神与肉体的彻底分离。他既向往婚姻，又惧怕婚姻，既渴望自由又在现实中遵循社会的轨迹行走，既爱女人又厌恶女人。在《城堡》中，卡夫卡 “超越了狭隘的男权传统和男性性别的主体局限性”，“塑造出了真实而有特色的女性形象”。【1】卡夫卡的一生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堡》中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女性的写照，同时也是卡夫卡内心对于女性的理解的表达。有人说，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女性几乎都是作为妓女或“性”的形象出现的；有人说卡夫卡笔下的女性“不是诱惑他们（主人公）堕落的恶魔, 就是他们前进道路中的障碍” 【2】； 还有人说女性在卡夫卡的笔下具有诱惑者和拯救者的双重性。笔者认为，在《城堡》中出现的众多女性都是救赎者，她们都想要拯救主人公K，让他走出迷惑，回到生活的正轨上来。但她们所持的立场不同，对于一心想要“追求生活的真实境况”的K而言，不管是阻止还是劝告，都消灭不了他进入城堡的决心，因此所有女性对K的救赎都没有成功，最后只留下一个未完的结局。《城堡》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三类：一是屈从的救赎者――K在反抗地寻找；二是清醒的救赎者――K执着地追求；三是未知的救赎者――K的永远等待。

一、屈从的救赎者――K在反抗地寻找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

《圣经》是犹太教的经典。它把女性当作引诱男性的罪魁祸首并加以记载，从此女性被当作罪人而成为被鞭笞的对象。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作家，他的创作思想深受《圣经》的影响，因此《圣经》关于女性的记载和评判标准也投射到卡夫卡的作品中。在卡夫卡生活的年代，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卡夫卡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笔下的许多女性都带有附庸者的色彩。西蒙・波伏娃认为：“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3】一旦被剥去了由美、诗意和爱情编织而成的面纱，女性被贬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了，因而在父权制象征的秩序里，女性以“第二性”或“他者”的身份被置于边缘地位。因此她们屈从于现实，害怕改变。但是，在文学作品中，这些软弱的女性却常常扮演主人公的救赎者。《城堡》中，桥头客栈的老板娘嘉黛娜、弗丽达、村长的妻子米齐、汉斯的母亲、奥尔加的母亲等都是屈从于权势的女性，为了救赎K，她们或以语言设障，或以爱情为筹码，或扮演暗哑的角色，想方设法却最终徒劳无功。

（一）以语言设障的救赎者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与传播的工具，是我们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在《城堡》中，桥头客栈的老板娘嘉黛娜充分发挥了语言的作用，想用它来改造K对城堡的认识，让他打消去见克拉姆的念头，使他步上正常的人生道路――与弗丽达结婚，在村里定居下来。嘉黛娜是一个企图用语言来描绘城堡的威力而让K放弃进入城堡的救赎者。为了达到救赎K的目的，嘉黛娜与K进行了两次谈话。

第一次与K谈话是因为她要说的事情“关系到我心爱的姑娘弗丽达”。她以弗丽达保护者的身份与K对话，以K和弗丽达结婚为归依。她言辞激烈，一再说“克拉姆是绝不会跟您谈话的”，这对于从小生活在村子里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还列举了K不可能与克拉姆见面和交谈的理由：第一，克拉姆从不和别人说话，包括村子里的人；第二， “弗丽达”这个名字对克拉姆而言只是一个符号――“他无非就是喊‘弗丽达’这个名字”。弗丽达对克拉姆根本不重要，而且弗丽达与K的结合可能就是克拉姆安排的结果。K企图通过弗丽达或者以弗丽达为筹码来与克拉姆进行谈判这一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嘉黛娜心目中，克拉姆是神�，而K却企图与她心目中的神�平等对话。K的幼稚行为不仅会冒犯克拉姆，还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嘉黛娜要避免这样的结果，她以弗丽达为诱饵，想要救赎K逃脱必然的命运，但K没听她讲完就跑去找村长确认自己的身份，并企图与城堡取得联系。嘉黛娜对K的第一次救赎宣告失败。

嘉黛娜在与K的第二次谈话中，首先向K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嘉黛娜曾经被克拉姆选为情妇，三次被克拉姆召见，她从克拉姆那里得到了照片、睡帽和披肩三件纪念品。这三件纪念品对嘉黛娜意义重要：“如果没有这三件纪念品，我在这儿是不会坚持这么久的，或许一天也坚持不下去。”【4】嘉黛娜终生以曾经是克拉姆的情妇这个身份为荣：“克拉姆曾经一度选我做他的情人，我能在任何时候失去这个身份吗？”_[P64]甚至她因为曾经是克拉姆的情妇而被汉斯的家人所倚重，成了桥头客栈的老板娘，享有绝对的权威，老板汉斯跟她说话时要“踮着脚尖向她走去”。当K认为嘉黛娜能成为桥头客栈的老板娘是因为克拉姆的安排时，嘉黛娜激动地否认了：“他不再召唤我去，表明他已把我忘了。他不再召唤什么人时，他就是把这个人全忘了……他要是不再召唤你了，那就是他已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不但忘记过去的事，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再想起来。”_[P66]对于克拉姆这样的一个男人，即使是在嘉黛娜结婚二十几年之后，她仍然对克拉姆痴迷：“如果克拉姆示意叫我去，有哪个男人能阻止我跑到克拉姆身边去？”_[P66]嘉黛娜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K明白城堡官员对女人的吸引力，让K把握好与弗丽达的爱情，不再寻找与克拉姆的对话，然而K仍然坚持要见克拉姆。嘉黛娜只好退一步，以通过自己的关系向克拉姆传达K的意思这个条件为诱导，让K停止冒犯克拉姆和伤害自己的行动。但是K没有答应，他焦急地想进入城堡。无法由此而救赎K，嘉黛娜决定把K赶出桥头客栈，并且放弃救赎K，认为K决定的行动“无论如何，这都是违抗”。

嘉黛娜与K的两次谈话的共同点都是为了阻止K进入城堡，以“阻止”而达到“救赎”的目的。第一次谈话是以弗丽达的归宿为诱饵，想让K为了爱情而放弃进入城堡；第二次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城堡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上级官员的权威不可挑战。在专制城堡的奴役下，嘉黛娜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她想要维护城堡的意志，通过语言设障的方式来救赎K，使K停下求证自己身份的脚步。但是K并没有停止追寻，他开始寻找另一种救赎。

（二）以爱情为筹码的救赎者

米兰・昆德拉曾经提出：“在卡夫卡小说中的性行为，尤其在《城堡》中的K和弗丽达身上，呈现出来的完全是肉欲，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情。”【5】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太言过其实了。纵观《城堡》，读者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弗丽达和K之间，尤其是弗丽达对K的爱情。格非这样评论弗丽达：“爱情，不仅仅构成了弗丽达生存的全部幻想……而且是她一切行为的出发点。”【6】弗丽达是K自己寻求的救赎者，是一个企图以爱情为筹码来救赎K的救赎者。

K第一次见到弗丽达时，弗丽达虽然是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个子金发女郎”，但她有一种“特别自负的目光”。他觉得“这一看就已解决了关系到他的事情”。实际上K“对这些事情是否存在一无所知，但她的目光又使他深信其存在。”于是处于欲进不能的迷惘状态下的K，怀着利用弗丽达见到克拉姆的目的，抓住了弗丽达的虚荣心和忧伤的神情，把弗丽达拉到了他命运的轨道上。相对于K有目的的爱情，弗丽达却在第一时间真正的爱上了K，以至她让K从窥视孔里看到克拉姆的睡姿，让K躲在柜台下面，并很快就与K亲热起来。“他们滚了几步远，砰的一声撞到克拉姆的房门上，随后就躺在一摊摊啤酒和地面上的其他脏物中。”在这里，卡夫卡认为“性”是污秽、肮脏的，性爱被描写成是令人生厌的“游戏”，这符合犹太教认为性的接触是肮脏的教义。欢爱过后，K觉得“太幸福了”。强烈的幸福感使弗丽达在克拉姆传唤她时，大声喊出了：“我正陪着土地测量员先生呢！”当K与弗丽达回到桥头客栈后，他们不再像第一次欢爱那样尽情，而是彼此都在寻找：“他在寻找什么，她也在寻找什么，像发疯似的，做鬼脸，把头钻到对方的怀里寻找，他们拥抱，他们抬起身子，都没有使他们忘记而是提醒他们要去寻找……”_[P37]弗丽达企图在K身上寻找爱情，而K则在弗丽达身上寻找进入城堡的希望。然而他们只是疲惫不堪，只有失望。

    为了救赎K，也为了获得K全部的爱，弗丽达一步步实行她的“计划”。她成功的让K从最可能见到克拉姆的贵宾饭店中拉了出来，住到了桥头客栈。桥头客栈老板娘对K的劝阻失败后，教师来传达了村长对K的安排：去当校役。这遭到了K的拒绝，教师愤然离去。弗丽达知道后很惊慌，她找回了教师，请求教师原谅K，并让K接受了校役的职位。于是他们离开了桥头客栈，住进了学校。K要与城堡联系便只能通过弗丽达这一途径了。而弗丽达是绝对不会让K接近城堡的，甚至可以说，弗丽达的使命就是让K远离城堡。当K打算再去贵宾饭店找克拉姆时，弗丽达不再阻止，她斩钉截铁地说：“你会遇到许多障碍的。” 因为她相信和她一样要维护城堡权威的人很多，K绝对见不到克拉姆。弗丽达几乎是本能地遵循着城堡的意志，又希望能与K幸福相守，为了逃避这样的矛盾，弗丽达提出要跟K私奔，而K没有带着弗丽达离开村子，为弗丽达对K的救赎失败埋下了伏笔。

弗丽达为K放弃了身份与地位，甚至吃了不少苦头。按照弗丽达自己的供述，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和K在一起，离开城堡，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幸福地生活。弗丽达的举动是伟大的。弗丽达的这种伟大精神开始于“性”，而卡夫卡是将肉体当作肮脏的存在，把精神当作至高无上的粮食的犹太作家。美国作家欧茨说：“卡夫卡并不相信，性爱的经历能够创造另一个自我……在卡夫卡的心目中，人无法通过性爱从自我中解放出来。”[7] 卡夫卡认为“性交是对一切幸福的惩罚”[8]，弗丽达与K因性而起的情感不足以强大到可以拯救无助的 K 。弗丽达和 K在酒吧地板上的欢爱只是让K陷入了迷途, K在得到弗丽达的同时失去了她对他的帮助。卡夫卡还认为“只有在深深的底处大约是一条细细的小溪，才值得被叫做爱。”【9】而弗丽达与K轰轰烈烈的爱情中，并不是纯粹的爱情。弗丽达体现的是城堡，或者说是克拉姆的意志，而K则是为了探寻进入城堡的途径。他一开始就想利用弗丽达是“克拉姆的情妇”的身份而见到克拉姆。随着自己行动的受阻，K觉得他要通过弗丽达见到克拉姆是不可能的，弗丽达的价值也就消失了。这样各怀鬼胎的爱情注定了弗丽达的救赎只能以失败告终。

（三）暗哑的救赎者

母亲的伟大，在于她把自己无私的奉献给了孩子。而卡夫卡的一生，尤其是他的儿童时期，母亲处于缺失地位。他这样论述父母对他教导的关系：“母亲不自觉地扮演着围猎时驱赶鸟兽以供人射击的角色。如果说您用制造执拗、厌恶或者甚至憎恨的感情来教育人在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将我培养为一个能够自立的人的的话，那么母亲用宠爱、理智的谈话……说情把这又给抵消掉了。我也就重新被逐回到您的樊笼里……”。【10】卡夫卡的畏父意识主导的人格让他的小说形成了某种“缺母”的现象。所谓“缺母”，是说卡夫卡的小说缺乏主体的母性形象，她要么缺失即不在场，要么沉默，要么与父亲形成一体。在《城堡》中，村长的妻子米齐、汉斯的母亲、奥尔加的母亲这三个女性，在整个小说中处于缺失和沉默状态，在K的眼中，她们或只是一个影子，或只是个躯壳。她们扮演着暗哑的救赎者的角色。

当K去向村长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工作性质时，一个影子一样的女人在阴暗的房间内活动着，她就是村长的妻子――米齐。米齐是村长办理公事时候的得力助手，嘉黛娜这样评价村长和米齐：“要是没有他的老婆，他这个村长一天也当不下去，他事事都由他老婆处理。”这样一个有能力的女人却只是一个影子，她对K的救赎就是找城堡当局对K的任命书，以便使K的身份得到正式承认。然而她没有找到，因此K希望从村长那儿找到与城堡当局联系的希望破灭了。

汉斯的母亲是K遇到的第一个来自城堡的女人。但她始终表现出一种麻木、失神的样子，甚至对怀中的孩子都没有一个母亲应有的善良和关爱之情。“那个靠椅上的女人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甚至不低头看怀里的孩子一眼，而是茫然地望着高处。”_[P11]汉斯的母亲最大的担心是害怕丈夫：“特别是她从来不做违背她丈夫心意的事，对他百依百顺，甚至连他汉斯都看得出来是不合理的事情，她也都听他的”。 _[P115]这个女人为K展示了一幅无声的画，她面孔模糊地站在雪地里，在她身后是通进隐入雪中的城堡的错综复杂的路。汉斯的母亲对K的救赎就是让K看到了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温情的城堡。然而K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认识到城堡的本质，反而积极寻求她的帮助。

奥尔加的母亲经过家庭的灾难后，身体肥胖，只能迈着极小的步子。她与汉斯的母亲、米齐一样，对自己的丈夫千依百顺。当家庭的灾难刚刚来临，奥尔加和巴纳巴斯在商量如何解决时，奥尔加的母亲处于缺席状态。当奥尔加的父亲去寻求城堡的原谅时，奥尔加的母亲才陪着丈夫去祈求，去等待，最后夫妻俩都患上了风湿痛。奥尔加的母亲通过为K充分展示了城堡对一个不听话的家庭所给予的惩罚来救赎K。但K根本不愿意与奥尔加的母亲交谈。

  卡夫卡崇尚自由，热爱写作，执着地追求生活的真实境况，因此他笔下的主人公K也具有了这样的性格特点。所以，无论是阅历丰富的老板娘嘉黛娜，还是以爱情为筹码的弗丽达，甚至是最接近城堡当局的米齐、汉斯的母亲和奥尔加的母亲，只要她们的救赎是屈从在城堡的意志之下，是为了维护城堡的权威的，这样的救赎对K而言就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K反抗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救赎，不断寻找新的救赎者。

二、清醒的救赎者――K的执着追求

   卡夫卡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求证人生的真实境况。K无疑是一个“求证生活真实境况”的先驱者。而作为K的救赎者――阿玛丽亚和奥尔加，她们无疑也是真正明白城堡管辖下的生活是如何绝望的女性。她们对K的救赎方式也各有不同。

（一）忍受苦难的救赎者

卡夫卡将阿玛丽亚塑造成了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卡夫卡最好的朋友布洛德曾评价卡夫卡“他的全部存在就是渴求纯洁”。【11】“纯洁”指的是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卡夫卡将阿玛丽亚塑造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立个体。阿玛丽亚维护了自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的“纯洁”。她是一个沉默而坚定的独行者，是K遇到的在默默忍受着苦难的救赎者。

阿玛丽亚是信使巴纳巴斯的妹妹，长得高大结实，面容严厉。K第一次见到阿玛丽亚时，她那种“出于一种持续不断的、高于任何其他感情的强烈愿望，想要离群独处，也许只有这样她自己才会意识到这种愿望” _[P130]的目光，让K对巴纳巴斯一家印象恶劣。后来K再登门拜访时才明白阿玛丽亚的目光是一种“自豪的，在深沉中包含着真诚”的目光。阿玛丽亚寡言少语，除了细心地照顾病重的父母亲，对其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K从奥尔加那里知道了阿玛丽亚的秘密。在消防演习盛会上，阿玛丽亚被城堡官员索提尼看中，第二天索提尼写了一封命令式的而且下流的求爱信给阿玛丽亚，要求阿玛丽亚马上去见他。阿玛丽亚拒绝了索提尼的召见、撕毁信件，因而污辱了信差、得罪了城堡,但城堡却迟迟不予惩罚。没有惩罚却成了最残酷的惩罚。村民们对她和她的家人都避而远之,把她们一家排除出社交圈子。阿玛丽亚一家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取城堡的宽恕:父亲四处求情不得而冬日里坐在村子的路口等待来往的官员的垂青，结果把身体拖垮了；姐姐奥尔加为了找到当时的那个信差向他赔礼而成了城堡老爷的跟班们的玩物；哥哥巴纳巴斯拼命挤入城堡的公事房想当个真正的信差以求得解救的方法。当家人“寄希望于某种小的手段” 来恢复家庭的名誉时，阿玛丽亚却“知道事情的起因”，知道“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她知道他们每一次企图获得宽恕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指控。没有罪名,就无所谓惩罚,当然更谈不上宽恕,全家人就只能永远与耻辱和恐惧为伴。于是，她默默地忍受苦难，以沉默面对所有的困境，尽心照顾因祈求城堡宽恕未果而行动不便的父母。
     阿玛丽亚并不想让K了解城堡的神秘之处，因为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城堡对村民们的愚弄。当奥尔加向K讲述她们一家是如何受到城堡的影响才会变成今天的地步时，阿玛丽亚则把谈论城堡当作“嚼舌根”，是第一个敢把城堡看成无关紧要的存在的女性。阿玛丽亚的故事让 K看到自己的处境，看到了自己失败的未来, “他看到这儿有人至少在表面上和自己的情况十分相似，他可以与他们同舟共济，在许多方面――不像和弗丽达那样只是在有些方面――有共同语言”。_[P137]

阿玛丽亚看透了城堡的腐朽本质，宁愿在现实中忍受苦难，也绝不向城堡当局妥协。她不想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她希望K能以她苦难的例子为鉴，走出困境，摆脱城堡无形的束缚，但她尚且拯救不了自己, 又如何能够助K一臂之力? 在这里, 阿玛丽亚充当的是一个类似于望远镜的角色：是她成功地让K通过自己看到了他的未来, 让他知道将要发生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一切。

（二）揭示城堡秘密的救赎者

卡夫卡的作品中弥散着原罪意识，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所致。”【12】卡夫卡试图逃离这种原罪意识而始终被其俘虏，在他的认知里，生活就是不幸。奥尔加是一个健康、温柔、活泼、坦率的姑娘，K在与她一起去贵宾饭店的路上对她产生了好感。“同她一起走是愉快的”，“K极力抗拒这种舒适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却始终存在。”_[P27]然而命运却让她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将她推到了醒悟者的位置上，让她成为让K知晓城堡巨大秘密的救赎者。

如果说阿玛丽亚是无辜受难，那么奥尔加则背负了沉重的原罪。她努力为阿玛丽亚赎罪，希望能得到城堡的原谅。她一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去贵宾饭店的马厩里陪官员的跟班睡觉，只为了找出送信给阿玛丽亚的那个信使，补偿他的损失。可是她的努力就像是西绪福斯所受的惩罚一样，一次次推起巨石，而巨石一次又一次滚落，没有结果。于是她把希望寄托在K身上，希望借由K与城堡的联系洗刷一家的耻辱。她将K带进了贵宾饭店，让他认识了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当K无法从弗丽达那里得到进入城堡的信息后，她转而为K剖析城堡的实质。

首先，揭示城堡的真实面目。奥尔加经过自己徒劳的申诉后很清楚的知道：城堡是一个“庞大得叫人摸不着头脑”、已经腐朽变质的官僚结构，K和奥尔加一家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城堡。奥尔加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揭露城堡的真实面目，想让K接受她的救赎。

第一、“官方的决定好比大姑娘――羞羞答答”。为了与城堡取得联系，巴纳巴斯当了城堡的信差。虽然城堡答应过发给巴纳巴斯一套公家制服，但他始终没有拿到，“城堡在这一方面办事永远拖拖拉拉，而且最糟的是你永远不知道拖拉的原因是什么。”_[P135]而且人们“不可能了解内情，或者事过很久才能了解”。这就意味着巴纳巴斯的信差身份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

第二、得到宽恕之前必须证明自己有罪。奥尔加一家为了恢复家庭的名誉，除了阿玛丽亚，全都使出浑身解数，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城堡的宽恕。可是没有任何官员愿意听奥尔加一家的申诉，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奥尔加一家人有罪。即使被某位官员听到了，他们也不可能发出命令来宽恕奥尔加一家，因为“充其量也只有整个当局才能处理这种事情，而且连当局大概也只能给人定罪，不能给人宽恕。”_[P165]然而城堡当局没有发出任何指控，定下任何罪名，因此他们不需要被宽恕。当奥尔加一家生活陷入困境，被村子里的人们鄙视时，城堡当局的态度是：“难道城堡什么事情都得管？”奥尔加却知道“事实上城堡什么都管，但是它不能单单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去粗暴地干预事态的发展。”_[P163]

第三、城堡将人变成“非人”。一方面，城堡的官员把女人当成“性”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看上阿玛丽亚的索提尼命令阿玛丽亚到他那儿去；克拉姆对女人发号施令，“一会儿命令这个女人，一会儿又命令那个女人到他那儿去，跟哪一个都长不了，他叫她们走，就像叫她们来一样快。”_[P152]在城堡官员的眼中，女性就只是供他们享受的性工具，除此之外不具备任何意义。另一方面，城堡将村子里的男性当成了懦夫和奴仆。桥头客栈的老板汉斯没有责任感，平日的工作就是“抽抽烟斗，听听顾客聊天，然后磕磕烟斗，有时拿拿啤酒” _[P65]， 发生事情时跑得比谁都快。巴纳巴斯原是一个大胆的人，可是他到了城堡的公事房里，就变得非常胆小，不敢跟任何人打听消息，不敢跨过任何一块非正式允许他跨过的挡板，怕无意中失去了自己的职位。于是他只能日复一日地绝望地站在公事房里，等着被传唤。

在城堡阴影下生活的村民完全依附于城堡而存在，以城堡的意志为意志。他们早已失去了反省自己存在的能力，更谈不上对城堡体制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城堡管理下的村子实际上是生产奴仆的地方。

其次，奥尔加大胆怀疑克拉姆的存在。奥尔加通过巴纳巴斯和村民们对克拉姆外貌千变万化的描绘从而大胆地怀疑克拉姆是否真的存在。巴纳巴斯被指定成为克拉姆的专属信差，然而连巴纳巴斯都不能肯定别人指给他看的官员是不是真的克拉姆，他只能说：“那个官员的确很像克拉姆。”村民对克拉姆的外貌众说纷纭，“据说他到村里来的时候是一副样子，离开村子的时候又是一副样子，喝啤酒以后和喝啤酒以前又不一样，醒着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又不一样，独自一人的时候和与人谈话的时候又不一样……”_[P137]克拉姆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变化出另一种样子。村民所所描述的克拉姆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克拉姆永远穿着一件后摆很长的黑色短上衣。这些描述都给奥尔加的怀疑提供了有力证据。谁见到的“克拉姆”都可能是真正的克拉姆，也可能谁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克拉姆。克拉姆雄踞在遥不可测的城堡的某处，他是城堡的代言人，在积雪中投下令人迷乱的影子。

奥尔加让K真正了解了城堡的实质。然而K仍然认为尽管前途暗淡渺茫，但进入城堡的希望还是存在的。阿玛丽亚和奥尔加是整部小说中的清醒者，但是她们也只是让K提前预知了自己的未来而已。虽然K看到了谁都无力改变的结果,然而K却像作者卡夫卡一样：静默地忍受着所有的一切――明知追寻没有结果却又只能无望的、固执地追寻着，继续寻找他的下一个救赎者。

三、未知的救赎者――K的永远等待

未知的、悬而未决的恐惧折磨着卡夫卡，使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充满了对这种悬而未知的恐惧。K等待被救赎，他自己也在努力，而他的努力跟救赎他的女性往往背道而驰。《城堡》安排了女仆对K进行救赎，这样卡夫卡就将他的女性救赎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女仆贫穷、没有自由，没有地位，然而她们起着引导K的作用。这些救赎者中最突出的是贵宾饭店的客房女侍培枇。

培枇原是一个客房女侍，弗丽达成了K的情人以后，培枇有幸成为酒吧女侍，K再回到贵宾饭店想见克拉姆时，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培枇。培枇穿着不合身的银灰色料子的外衣，几乎还是一个孩子，但是K同样把他当作了可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救赎者：“倘若把这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小东西搂在怀里，虽然并不能夺走她所拥有的东西，却能触动他，激励他踏上艰难的征途。那么，情况也许跟弗丽达没有什么两样？啊，不，不一样。只要想一想弗丽达的眼神就会明白这一点。K本来决不会去碰一下培枇。可是现在他只好捂住眼睛一会儿，因为他是如此贪婪地盯着她。”_[P79]此时的K就是一个溺水的人，任何一根稻草都寄托着他的希望，但是他不想背叛弗丽达，只好“捂住眼睛一会儿”。

当K第二次见到培枇时，培枇虽然证明了自己能胜任酒吧女侍的工作，但弗丽达凭着她是克拉姆前情妇的关系，仍然当了酒吧女侍。培枇想要成为克拉姆情妇的美梦破碎了，她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必须“拿起大桶和扫帚，咬紧牙关，开始干活”。培枇不再像第一次见面那样高高在上，而是语带悲伤的对K讲述了自己美梦的破灭史，甚至对K剖析了弗丽达的为人和城堡下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坚决地断定弗丽达再也不可能回到K的身边了。K这时候“没有工作”、“没有床铺”。培枇对K发出了“到我们这儿来吧”的呼声。她想要把K从一无所有、一无所知的迷惘状态下拯救出来，让K按她那样的活法活下去。K似乎已经动摇了，想暂时住到培枇那里去，等到春天的到来。根据培枇对自己住处的描述，K确实有动摇的理由。培枇和两个朋友住在“又黑又小的房子”里，而且里面可以做梦，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度。卡夫卡曾在致费莉丝的信中曾表示过:“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13】卡夫卡宁愿自己是居住在“地窖”里一只黑夜中不眠的“穴鸟”，任笔端流淌出作为单身汉的他梦魔般的孤独和寂寞。我们只需要考虑卡夫卡自我定位的“地下室居民”身份，就不难理解K动摇的理由了。然而K与培枇的谈话还未结束，贵宾饭店的老板娘的出现，让谈话终止了。K随着老板娘走了。

这部小说没有结尾，培枇对K的救赎是否成功，是未知的，未知的结局换来的就是K的永远等待着被救赎。这也表明了卡夫卡想要当“地下室居民”的可能性被完全地否定了。

结语

《城堡》中的主人公K 始终没有靠近城堡一步，没有任何女性救赎者能让他逃出城堡的魅惑或者帮助他成功进入城堡，以致K的身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如同卡夫卡的作品其它作品，《城堡》弥漫着忧郁的无家可归感和不被认同感。为了摆脱这种状态，卡夫卡寄希望于不同的女性的温暖，将女性描绘成救赎者，渴望通过这些救赎者得到救赎和补偿。《城堡》中的女性救赎者或阻止K靠近城堡，或为K剖析城堡的本质以达到救赎的目的，但是K渴望被当局承认，固执地追求进入城堡的行为却让弗丽达等人的救赎成为徒劳的行动。城堡以他迷人的魅力使K一次次逃离他的救赎者，像卡夫卡一样，明知道无望，还是执着地追求直至筋疲力尽，只因为人生活着就是为了追求生活的真实境况！

作为一个天才的犹太作家，卡夫卡在二十世纪初就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们在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存在着极度的不安全感和不被认同感以及对悬而未决的事物的恐惧感。在对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的描写当中，读者仍然可以在许多现代女性身上发现有类似嘉黛娜、弗丽达、奥尔加、阿玛丽亚、培枇等人的特点，就像卡夫卡“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浮士德、唐・诘诃德或于连・索黑尔也是他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14】卡夫卡在作品中所描述的事物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城堡》中的主人公K存在的恐惧意识和渴望被城堡当局承认的强烈愿望，实际上是卡夫卡的愿望，也是所有现代人的愿望。在日益浮躁、物质化的社会里，爱情也变得庸俗。现代人都渴望当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身边的女性能成为自己的救赎者至少是支持者。我们真诚地期待，卡夫卡作品中梦魇般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有结束的一天！

参考文献

[1]弗兰茨・卡夫卡著.高年生译. 城堡 (《卡夫卡全集》第 Ⅱ卷)[M] .第1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卡夫卡著.卡夫卡日记. 阎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7

[3]格非著.卡夫卡的钟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

[4]林和生著.“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5

[5]张玉娟著.焦虑感与卡夫卡笔下的女性形象[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 年 6 月第20卷 第3期.

[6]杨恒达著.二十世纪文学泰斗：卡夫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2

[7]李晓娟著. 卡夫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J]. 南昌大学

[8]唐梅花.只是浮萍――论卡夫卡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No.1.2007 No.63

[9]李晓娟著.卡夫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 南昌大学.2007年11月.

[10]李晓兵著. 论《城堡》中的女性形象[J].中国知网.2007年5月.

[11]古斯塔夫・雅努施.赵登荣译.《卡夫卡对我说》[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

[12]卡夫卡著.《致父亲的信》.孙坤荣 译[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13]卡夫卡著.《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叶廷芳、黎奇 译[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14]达尼埃尔・代马盖斯著.《卡夫卡与少女们》.管莜明 译[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致谢

时光飞逝，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今天，我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在此我要向以下给予我热情帮助的老师、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陈梦副教授。本篇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陈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我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虽然陈老师工作事务繁多，但对我的毕业论文完成情况很关心。在确定本次研究选题时，陈老师对我悉心教导和启发；在写开题报告时，陈老师精心指导；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每当我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陈老师总是总是不厌其烦地开导我。在论文的完成过程中，陈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蔼可亲的为师之道和不知疲倦的进取精神，让我受益颇深，为我树立了人生道路上的榜样，是我今后从事教育事业道路上的楷模。

    同时,我还要感谢大学期间各位任课老师在学习上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是他们在四年的本科学习中指导我们学习，指导我们如何做学问,教给了我们许多做人治学的道理，尤其是张青松老师和蔡志标老师，你们的高尚的人格、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将为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久远的影响。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漫漫求学历程中，是他们始终如一的支持我，特别是我的妹妹，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是我的家人给我鼓励，给我信心，让我在人生路上勇敢地向前踏出每一步，谢谢你们，我会铭记你们的关爱！

最后,感谢我的同窗学友。因为有你们，我懂得了什么是快乐，如何去珍惜幸福。跟我同宿舍的朋友们，不仅帮我渡过了人生的许多难关，还给我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感谢吴龙妹、吴结婷、李文媚、李俊玲、赖丽珍、符马宏、林喜旋、吴家汉，她们不仅为我提供了撰写论文的环境和设备，还帮我找资料。谢谢你们！

虽然此文历经几次修改，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仍会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敬请诸位老师和学友不吝批评指正，以使我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提高！